建国初期国家管理和治理政策司法化探析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复杂形势和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以后,在法律不完备的情况下,创造性通过"运动治国""社论治国"的方式,用指示、规定和命令等政策、媒体和法治的方法,管理和治理国家,形成独特的管理国家的规律,为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日甲午战争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战胜国日本则国力日益强大,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崛起和扩张加剧了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变化,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亚国际秩序由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转型,中朝日近代新型的国家关系逐渐建立起来,传统的宗藩体系土崩瓦解。本文以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与传统华夷秩序的瓦解为切入点,探讨甲午战争后东亚传统邻邦中朝日三国新型近代国家关系建立始末及其对三国关系产生的影响。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历程及几点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本文梳理和总结了民族服饰研究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与特点,并对当今民族服饰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外贸易分析——以贵州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外贸易为例

民族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发展与世界的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不仅使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展,更为具有区位优势的西南民族地区提供了发展外贸的巨大机遇。通过对贵州—东盟外贸案例的分析,证明这种机遇是现实的,且具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前景。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安全战略分析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侧翼。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半岛在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由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趋向多极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国相互竞争的局面,处于较弱地位的朝韩两国也不由自主地被纳入了周边大国的战略轨道,半岛形势空前复杂化。而两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更使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跌宕起伏,波折不断。面对错综复杂的半岛形势,中国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战略目标出发,确立了以"对话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安全战略,并积极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论《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指导思想与政策取向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公布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明确提出了我国实现东北地区振兴的时间步骤安排、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基本途径和保障措施,为东北地区未来10~15年的经济社会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特别是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以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为核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加快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为核心增强区域发展活力、以发展社会事业和生态建设为重点提高区域发展支撑保障能力的政策思路,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

金融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综述

中韩文化教育交流是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韩建交15年来,两国的文化教育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的交流协议,中国出现了"韩流"现象,韩国也掀起了强劲的"汉风",中国的韩国问题研究和韩国语教育发展迅速,韩国的汉学研究和中文教育持续升温,来华韩国留学生和赴韩中国留学生的人数稳居所在国外国留学生之首。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经贸合作的稳步增长以及两国文化的渊源关系。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