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司法体制思考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应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形式关系原理、对立统一规律原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有的放矢地实施举国司法体制、机构垂直设立和司法财政单行。垂直设立的司法体制、机构应当健全和完善监督工作制度。当代新司法体制的建立,对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高度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从结构化视角看中国“公务员热”

"公务员热"是一个倍受政府、社会和学者关注的现实问题。文章借助结构化理论,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者两方面剖析"公务员热",认为该现象的产生是作为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结构与作为公务员报考者的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既受到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和使然,又形塑为社会发展中新的结构要素,进而得出"公务员热"再结构化的启示。     

纪念百色龙州起义8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9年12月9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8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南宁荔园山庄召开。理论研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     

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边境合作的模式转变

边境合作与沿海开放不同，必须采取紧密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遵循地缘经济的发展规律，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改变传统的边境合作发展模式。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边境合作必须从竞争性对外开放向互利共赢性对外开放转变；从单方的自我开放向双边或多边的互动开放转变；从贸易驱动型的边境合作向投资驱动型边境合作转变；从主要依赖有形产品贸易向主要依赖无形的服务贸易转变：从传统产业间的贸易合作向产业内的生产性合作转变。     

试析东盟高度一体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东盟宪章》的顺利签署表明，东盟各国正在努力改变东盟的松散状态，试图将其建设成为更有凝聚力的地区实体。本文在考察中国的东南亚地区利益结构后认为，一个在经济上实现了内部高度整合，但在政治上仍旧保持内部多元决策机制的东盟较为符合中国的利益。即一个经济上强大但政治上较弱、经济上联系紧密但政治上相对松散的东盟对地区格局的冲击会相对较小。因此，对东盟当前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应持欢迎态度；但对东盟未来的政治安全一体化进程，中国应保持高度关注，并提早与东盟进行良性互动，以维护彼此的合理利益和地区稳定，防止出现某些负面效应。     

中日青少年交流回顾与思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青少年交流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全面铺开，经历了起步、兴盛和平稳发展3个大的阶段。中日青少年交流主要有交流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交流密切度与政治关联极大，交流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着眼长远，走向机制化以及矛盾与发展相辅相成5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两国青少年交流对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影响，最突出的表现为有利于拉近两国国民距离，增进国民感情；有利于减少两国民间误解，增强政治互信。展望未来两国青少年交流，两国应该采取着力建立中日青少年交流长效机制、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加大两国留学生交流等对策。     

从体育邮票的发行状况看新中国60年体育发展轨迹

从新中国60年体育邮票发行的种类、数量、套数、内容等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体育邮票的发行受到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体育邮票发行状况所划分的三个阶段与《当代中国体育》对新中国体育发展所划分的四个阶段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而证明了对某一时期体育邮票的发行状况进行分析，也是探寻新中国体育发展轨迹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新中国体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认识。     

论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源远流长,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秦汉时期,完备于隋唐时期,发展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为其集大成时期。经过长期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形成了考绩机构专门化、考绩内容实绩化、考绩程序规范化、考绩等第明确化、考绩奖惩一体化、考绩制度法制化等特点,对澄清吏治,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的优秀成果对我们现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的五大影响

2008年9月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五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二是大国竞争与合作交织发展,大国关系复杂重组,国际机制变革加快,三是区域一体化明显提速,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加快东移亚洲,四是发展模式更趋多样化,五是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崛起步伐加快。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反海外贿赂的立法模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对海外贿赂中的犯罪主体、法人责任等作了具体规定，并要求缔约国将该犯罪通过国内法予以规制。各国在将自己签订的反海外贿赂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时，都采用了适合本国特点的模式。我国在法律规制的方式上，应采用增设法条的形式，在法条的制定方面，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并在《公司法》上明确控股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