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后果并列与分别规定之利弊分析

在我国刑法中 ,经常有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并列作为某种法定刑适用对象的情况。这样的立法规定是不合理的。其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 :虽然在无穷的犯罪具体损害形态与有限的几种刑罚之间对应靠的是社会价值的调整 ,但在现代社会凸显人之生命价值的观念下 ,人的生命无论如何也难于与财产损失相对等 ;将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相并列作为适用死刑与自由刑相并列之法定刑的依据 ,具有实质的不合理性。因此 ,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不能适用相同的法定刑 ,而应分别规定。为了使这样的分别规定具有合理性 ,在法定刑之不同罪刑阶段之间应该采用交叉式而不是衔接式。     

心态失衡--腐败的心理动因

加大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工作的力度,对“心态失衡”这一大众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失衡心态”,使其符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具备的正常的伦理道德标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对党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Africa-Style Small Town

正Designed to promote African culture and art,Africa-style Small Town exhibits Tanzanian Makonde sculptures,Zambian copperplate etching and masks from Malawi,amongst others.Facilities:a studio,conference room,exhibition space,a coffee shop and exhibit zone for imported African products Address:Songzhuang Xiaopu Artist Village,Tongzhou District,Beijing E-mail:dongqixin23@gmail.com     

提升幸福指数 推动广西“富民强桂＂新跨越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了由经济均衡发展、保护环境、坚持传统文化和实行善治良政四个方面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来替代通常国家单纯追求GDP的理念得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的倡导。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成为今年“两会”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的共识。在新的发展时期,广西应创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幸福指数考核体系为突破点,以阳光选拔任用领导干部为切入点,推动广西“富民强桂”新跨越。     

可估量性:经由传统而实现的"神话"——评卡尔·卢埃林的《普通法传统》

<普通法传统>是卢埃林三十多年学术生涯的凝结.它围绕着美国州上诉法院的审理结果是否具有可估量性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卢埃林认为当时的美国州上诉法院正处于一种复苏普通法传统,即宏大风格之中.宏大风格实现的是真正的可估量性.但是,真正的可估量性需要存在一种统一的公正标准.     

起诉书一本主义与公诉方式改革

起诉书一本主义是英、美、日等国所采用的公诉模式,它有助于排除法官的庭前　预断,实现控辩平衡,并有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现行的公诉方式存在诸多弊端：　没有完全排除法官的庭前预审;容易造成“伏击审判”;难以从根本上避免庭审的形式化倾　向,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不符合诉讼的经济原则。因此,在我国确立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公诉模式、相配套的证据及展示制度,重新规范起诉　书的内容,乃司法改革之迫切需要。     

关于抓好工作落实的思考

落实是一切正确决策和制度的生命线。当今社会,一些单位和部门还存在不抓落实的问题,这与中央强调的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是相违背的。简言之,落实情况如何,就是看执行力度有多强、执行效率有多高、执行效果有多好。     

价格垄断及立法规制

虽然各国立法分类和理论研究都没有将价格垄断作为一般规制对象而单列,但并不能由此否认价格垄断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价格垄断行为的立法规制有两种立法体例:一元管制和二元管制。我国采二元管制的立法体例,即国家对价格的监管除了通过反垄断法或竞争法外,还制定专门的综合性价格法。反价格垄断法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互相关联、衔接和配合的。反价格垄断法律规制对象有:垄断价格、固定价格、价格歧视和低价倾销。     

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时间配置

农民的生活时间配置情况可以由其结构、类型和特征三个角度加以描述。农民的生活时间结构包括生产劳动时间、生理必需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四个组成部分。根据农民在各项生活时间上的支出 ,可以识别出四种主要的生活时间配置类型 ,即多劳型、均衡型、多闲型和家务型。农村居民在生活环境、生活水平、生产劳动方式等方面与城镇居民有很大的不同 ,反映到生活时间的配置上也是各具特色     

“后死之悲”与“年命之嗟”——钱钟书旧体诗二题

现代中国学人之所以逐渐做到了“学术的自觉和自律”,其直接原因有二:其一即传统儒者的政治主体在历史摧折中已不堪负重,因而在他们身上早期就潜伏的出世之想,迅速地成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生命需要;其二则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和分配体制在现代中国的巨大转型,不仅彻底扫荡了古代隐士们可以暂避风头的一切山中林泉,而且同时也直接摧毁了旧日世家残存的故居旧巢。如果说在学术研究中钱氏的“后死之悲”与“年命之嗟”相对不易明见,那么在作为其“学之别体”的旧体诗作中,这些思想情感则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构成了他诗篇中最鲜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