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探讨

公民的政策参与是现代的公共政策的基石。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兴起以来,这种参与由公民的个体参与转变为组织性的活动。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它本身还有很多局限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主动吸取非营利组织参与政策制定。     

新形势下完善《国籍法》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公布实施至今已二十六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交往日益增多,新的国籍问题也时有出现。由于《国籍法》独立性较强,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特殊案例又无法借用其他相应的法律,因此,迫切需要对《国籍法》加以完善和修改,同时还要规范执法。     

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

医患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是正确理解法律、适用法律的基础。我国相关学说虽然多,但仅仅是站在某一个立场,或以某一现象为基础,难免会有失偏颇。理论界的研究尚欠深入,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问题。文章从法学的角度论证,医患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法律关系,它不属于民事合同关系,而与侵权责任关系有相似,但由于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它应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     

对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死亡概念的比较分析

死亡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海德格尔将死亡定义为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列维纳斯将死亡界定为“可能性的不可能性”。海德格尔给“不可能性”以优先性,对他来说,作为此在的我们面对的死亡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说,海德格尔从死亡的角度观察生命。而列维纳斯则是将死亡与生命的观点一起考虑,因为他觉得只有生命才能为我们打开可能性;从生命的视角看,死亡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即不可能性。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

中共成立后至1931年间,其主要领导人发生了几次大的更替。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掌控下完成的。莫斯科在取舍中共主要领导人时,更多的是顺从自己的理论指向或自身利益的需要。按照莫斯科的意图来取舍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给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共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两个主要弊端:一是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理论指向和自身利益不一定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二是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完全围绕着莫斯科的意图来进行,党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导核心。两个弊端给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以及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以英国为例

过去30年英国的犯罪学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犯罪学"在多个维度的"膨胀";另一个是犯罪学"自治性"的增强。犯罪学在向自治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既具有许多有益的方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它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潜在的后果保持警觉。犯罪学知识的用途,在于为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犯罪学进行准确定位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要承诺把犯罪学变成一个内涵广阔的学术概念,即将犯罪学的多元主义看作一个优势;二是要让犯罪学研究与实践保持长久的、基本的联系,将犯罪学知识渗入公众关注的犯罪和法制事件中,对"制度性环境"作出一个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