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源理论简

信息源理论是系列性案件侦查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是在充分研究犯罪场、侦查场和信息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侦查理念,而且经过了侦查实践的反复检验。信息源理论认为,在系列性案件侦破中,建立完整的信息数据链是侦破案件的保证,获取和使用信息应该遵循数据完整性、综合数据优化、数据问相互联系和主元信息最优化四项基本原则。     

论邓小平的多党合作思想

邓小平论述了多党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政治基础、前提条件、基本方针、组织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共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共产党宣言》的三大特性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时，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拟定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宣言》发表16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宣言》是不断发展着的开放性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指导性、系统性和开创性三大特点。     

论“税”概念的渊源及其于法学语境下的建构

法学语境下的税概念是各种理论与制度渊源的纵横交织。我国封建税法史上税名目的嬗变,折射出萌芽状态的税概念。西方国家近现代宪政精神与民主法治理念的勃兴,使得曾为天赋强权的税出现合法性危机。理论上时税概念的合宪性释解,对晚了几个世纪才出现类似危机的东方中国的税概念的正当性论证甚有裨益。经济学关于税概念的认识,对法学语境下的税概念发生深刻影响。只有坚守法学理论的研究立场,有选择地扬弃税概念的理论与制度渊源,方能建构法学语境下的税概念。     

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改革的思考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课程。但现有教学状况与党和政府的要求、学生的期望有很大差距。切实转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十分必要,这需要从前期的教学内容整合、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和改进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     

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制度安排与研究方法——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的四维辨析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是当前西方国家政府治理进程中颇具影响力的前沿改革理论。从理论传承的视角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和超越,两者彰显诸多共性。然而,从公共行政发展的本质来看,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是在"效率"与"民主"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取舍或者相互博弈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集合。两者更多地凸显其鲜明个性,这两种理论是在恪守不同价值取向的前提之下,有针对性地寻求不同的理论基础,进而设计不同的制度安排,最后依赖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积累。多维度辨析这两种理论之异同,对我国推行新一轮行政改革、有针对性地借鉴西方政府改革的成功经验意义非凡。     

集体行动中赏罚效果的差异性研究：来自公共品实验的证据

借助公共品博弈实验来比较奖励和惩罚这两种“选择性激励”的引入对提升公共品自愿捐献的效果。结果显示,被试对奖励的使用更频繁,但是引入惩罚的合作效果更佳,而且这种效果差异还会因为激励引入顺序的差异而加强。通过定量比较这两种激励发挥作用的路径以及行动者使用赏罚的方式,识别出了这种差异存在的行为根源。行动者对奖励的偏好主要源于他们就奖励本身形成的一种互惠,与合作无关;而惩罚效果更强则是因为行动者在使用赏罚时展现出另一层偏好,即相比奖励合作者,行动者更倾向于惩罚不合作者。借助于这种与合作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惩罚获得了相对于奖励而言更强的激励效果,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合作水平。这些结果表明集体行动中赏罚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内容:行动者使用赏罚的方式及其行为对象的反应、如何在激励与合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以及激励引入的时机。     

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一项重要贡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的理论准备

邓小平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一个新的理论视域,即在宏观文明进步、现代文明成果积累的观察与分析框架中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问题.这一观察与分析框架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的形成开辟了理论路径.这一观察与分析框架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政治发展长期探索的基本理论线索.由此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基本看法现代政治文明成果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对政治解放的扬弃不等于排斥对政治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利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得国家政权不等于政治文明问题的全部解决;在历史哲学中完成对政治解放的批判不等于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完成.     

我国疑罪从无的理论省察及规则重述

疑罪是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遭遇且无法绕开的实然性难题。刑事诉讼立法抑或刑事司法或显或隐地借助于从无来摆脱其困境。疑罪从无作为一项诉讼原则被我国理论所倚重,理论上不仅将其视为国外司法活动的惯常做法,在叙事上也将其与证据不足相等同,甚至还将其功能扩展到作为根治冤假错案的惟一途径。坚持疑罪从的无国家存在冤假错案的现实,与我国理论对其功能表达形成相当的反差,特别我国司法实践未遵从理论指导的现实样态,又使得人们对理论阐述衍生迷思并陷入困惑。实质上,疑罪从无是一种分配错误的裁判规则,是法官认定事实时存疑且心证无法形成情形下选择配置错误的一种方式,其本身不是减少错案的防范性规范,在证据理论层面不同于证据不足,理论也不宜作为纠正冤案的基本惟一准则。一般而言,对于有罪与无罪均有证据证明而难分伯仲时,疑罪应当从无;对于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辩方自愿认罪而法官心证仍未形成,且对有罪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此种情形下的疑罪也可以从轻。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走出学术困境,迎来法学研究的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应当在对传统的法学方法加以完善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法学理论。为此,应当从中国问题出发,提炼出一些对中国问题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概念和范畴;应当放弃那种动辄赞美西方法制、批判中国法制的研究态度,从中国移植西方法制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应当从中国自生自发的司法改革中发现制度形成和生长的规律,从而发现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并提出中国的法学理论;应当纠正那种过于重视引进西方证据概念和证据理论的倾向,从中国的司法哲学、法律史和法律实践中发现证据规则,形成自己的证据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