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界要珍惜和培养无形合作精神

无形合作是人们对学术争论的一种褒扬性表述 ,它对促进学术交流、推动理论的发展有积极意义。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建立学术争鸣的政策保障机制对促进学术争鸣有积极作用 ;在学术争论中要有正确的目的 ,要从团结和澄清事实的愿望出发开展学术争论 ;在学术争论中要培养高尚的道德风尚 ;要注意营造学术争鸣的气氛。     

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犯罪心理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揭示犯罪原因,进行犯罪预测、预防和控制,其狭义和广义之争并不妨碍这一目的的实现。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受学科发展状况、研究目的和学科话语霸权的影响。文章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对研究对象的狭义说和广义说进行考证,认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仍应立足于狭义说,并兼顾广义说。     

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学科发展与方法体系

行政学美国化对于行政学中国化来说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公共行政管 理"从实践层面可以解读为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从理论层面可解读为行政学或行政管理 学和公共管理学,从学科层面可解读为从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与实践、理论 和学科层面相应的公共行政管理方法体系就由具体行政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三 个维度构成。     

如何制度化解决当前中国土地问题——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

土地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主要问题之一。土地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土地权利与义务的双重缺失与失衡。这种缺失和失衡,使得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缺乏制度化的实现和调节机制,导致土地利用上的囚徒困境博弈和公地悲剧。因此,要制度化地解决中国土地领域存在的问题,必须构建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形成各方合理的利益结构,而这也构成了中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同时,制度化的土地管理模式,也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改变中国土地管理的制度环境。     

认真对待法学翻译——以对当代中国部分法学翻译的考察为基础

在翻译艺术特征的总体关照下,法学翻译本身并无什么独特之处,与其他翻译在翻译艺术性上是同质的。中国当今的法学译者大部分对翻译本身,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能,了解不够;在进行翻译前,很多人似乎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翻译技能训练,也缺乏翻译理论的阅读;而与翻译直接关涉的语言文化涵养与对原著的研究,很多译者似乎还难以达到法学翻译的要求。鉴于中国当下的学术环境,应使法学学术出版非商业化,提升法学论著翻译的地位,真正落实翻译校读,建立法学翻译论著出版的专家匿名审查制与法学翻译批评机制等等制度,法学译者也应自觉地进行翻译上的学习与训练,获取基本的翻译技能与翻译素养,才有可能翻译出优秀的法学译著。     

高校学报编辑职业化的路径选择

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如何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保持高校学报的学术质量和水平,是高校学报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学报的质量、水平、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的专业背景、学术眼光、职业道德乃至个性特征。但目前,我国大多数的高校学报编辑仍存在思维模式僵化、知识结构陈旧等问题,尤其缺乏职业精神。因此,如何实现高校学报编辑职业化,已经成为高校学报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为什么我们没有“新闻法”———反思我国新闻传播立法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立法历经30多年至今未果,无论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还是传媒领域的现实发展,都表明了迫切的新闻立法诉求。在“新闻法”尚不能出台的众多复杂原因中,学术研究的偏颇却总是被忽略,研究方法的迷失带来学理探讨的浅尝辄止,宏观研究的乏善可陈,以及学科之间的壁垒隔膜。其背后透露出不容回避的学术勇气的不足和技术细节研究的缺乏。基于新闻传播法学理论建设的推进和现实新闻传播立法的需求,应首先在思想和理论上明确：新闻自由是谁的自由,谁可以办报,如何协调采访报道和国家公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必须关注新闻传播立法技术的研究,如舆论监督的规范体系,为新闻来源保密的规则归属等细节问题。     

法治思维视阈下科技伦理教育观完善探析——基于当下科技发展中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现象的思考

学术瑕疵类、学术垄断类失范行为之所以普遍存在,与科技伦理教育观密切相关。当前,我国的科技伦理教育主要存在法治意识淡薄,忽视培养具有法治思维的科技伦理专业人才,以及缺乏法治化制度保障等问题。然而,法治思维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思维,具有将其引入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实现规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以净化科技伦理生态的道德理想,需要在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中融入法治思维并凸显法治作用,从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法治屏障。所以,法治思维视域下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完善应从德法并重,严重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应以法律规制为主,且科技伦理教育中亟待重视法治思维的培育等方面着力;法治思维视域下,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对于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教育观的培育应从增设科技法和知识产权法课程,强化警示教育,且在对于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学术研究和立法规制等方面努力。     

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 in child-centred institutions: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approaches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for child-centred institutions to use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CP) strategies to prevent or reduce 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 (CSAM) offending as a distinct form of child sexual abuse (CSA). We discuss the failure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in Australia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for CSAM offending to occur in child-centred institutions. Our premise is that CSAM offending is markedly shaped by the situation in which it occurs, rather than by any pre-existing preparedness to offend sexually against children. In this context, SCP for CSAM offending must be considered as part of overall strategies to combat CSA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However, we acknowledge tha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CP in this area is not straightforward. We consider some of the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SCP at an institutional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