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发展区的土地发展权转移

土地发展权是经济法意义上之权，具有公权和私权的二重属性，其所保护的法益为社会公共利益，它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构建生态发展区土地发展权转移机制时应坚持经济法的理念和原则，调制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范要有法可依，调制行为要符合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调制的绩效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在推进生态发展区土地发展权转移时必须定位实施主体，明确职责，建立高效、透明的开发区管理制度，科学合理地设立招商引资门槛，以保障生态发展区的发展机会与发展权利。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

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中的重要内容,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能够起到有力的监控作用。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是开展评估活动的基础,既能使评估活动有一个正确方向,也能对评估活动起到指导作用。但在近年来的评估实践中,对其价值取向往往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认识,如认为其仅限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加强行政管理等方面,也有将其定位于普适性的价值,不切合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的具体实践。行政规范性文件绩效评估作为一种专项评估活动,其价值取向应当体现在法治行政、人本法律观和服务行政三个方面。     

浅析我国律师管理体制

我国实行的是政府集中监管体制和律师协会行业自律管理体制＂两结合＂的律师管理体制。但是,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中的权力过于广泛,应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独立性,转变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理念,真正实现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     

社会整合与人民法庭的功能定位

随着乡村社会转型,乡民与国家、家庭、传统规范之间的纽带早已松懈,个人对社会保有的团结情感和道德责任感随之淡薄,乡村社会的整合问题将越来越突出.人民法庭的司法运作在修复国家与乡民之间的关系,加强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虽然不少研究对人民法庭能动的、便民的司法运行模式持否定态度,但若立足于整体分析的方法与视角,从人民法庭对乡村社会整合的功能意义出发却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人民法庭的功能性必要条件.     

行政责任制度的中国进路

政府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必须建立起一套责任机制。对于任何主张民主的社会来讲,责任机制是基本因素,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健全行政责任制度。而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和责任的适当配置,责任落实的个体化,建立发达的信息机制,完善行政伦理道德机制,是行政责任制度在我国的进路。     

对"省直管县"体制的反思

"省直管县"已经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省直管县。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体制并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应一切西化。政府层级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发育过程,只可顺势而为,不可强力推行。在"省直管县"改革过程中各省可因地制宜,自主选择;应该注意把握改革的方式、节奏和速度,切忌操之过急,搞一刀切。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政行为正处在人民检察院一般监督范围内,构建检察院监督行政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监督机制刻不容缓,其中,完善相关立法,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调和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矛盾是完善检察监督机制的有效保障。     

行政强制行为之非独立性思考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手段性、附随性和保障性，与行政管理或行政调查密不可分，不具有法律价值的独立性。行政强制执行从本质上讲是独立的执行行为，而不是强制行为，其核心特征是执行性而不是强制性。即时性行政强制是对特定违法、危险状态的独立处置行为，其个性特征是结果性与即时性，而不是手段性与临时性。在剥离了以上三种行为后，行政强制行为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不应再作为独立的一类行政行为。     

证据保管链制度研究

证据保管链制度要求建立自侦查阶段收集证据至审判阶段将证据提交法庭的完整记录体系;除少数例外情形,所有接触证据的人员都必须出庭作证。这一制度对规范侦查、起诉人员收集、运输、保管证据等行为,协助法官和辩护方审查判断证据的真伪,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要求对证据的收集进行记录,而不要求对证据的运输、保管、鉴定等也进行记录,更不要求接触证据的人员出庭作证;这对保障实物证据的证明力极为不利。我国在未来立法时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建立系统的证据保管链制度。     

The Impact of Child‐Parent Psychotherapy on Child Dependency Court Outcomes

Although parental compliance with court orders in child welfare cases is key to achieving physical parent‐child reunification and successful case closure, little research has examined how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focused rehabilitative services uniquely influence case outcomes. This project fills this gap by investigating links between court ordering of and parental participation in Child‐Parent Psychotherapy (CPP) with court outcomes.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court records of 448 court‐involved parent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s revealed that greater participation in CPP led to reunification and successful case closure but not faster case closure. Courtroom professionals should consid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based therapies as tools for achieving child welfare go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