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促进机制的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出庭难、出庭率低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症痼疾,给司法公正和权威造成消极影响。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我国证人出庭制度作了重大修正,但在适用过程中仍存在较多困境,需要在证人保护、强制证人作证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为确保证人积极出庭作证,应从正反两个层面规定若干促进机制。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中的隐私问题研究

随着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推进，裁判文书的公开方式呈现出从纸质到网络的发展趋势。加大了隐私扩散风险。针对法院是否应在网上公开裁判文书及公开的程度等问题，存在着三种观点：禁止说、区别说及同等说。为平衡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冲突，对裁判文书中记载的敏感的个人信息或有损声誉的事实，需依据裁判文书公开的目的，决定是否将之公开在网上。同时，法院也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公众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同等对待纸质公开和网上公开。     

制度建设：当代中国行政道德建设的保障

行政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研究当代中国行政道德建设问题离不开制度、道德、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等基本概念，而法律约束制度则是制度研究的重点。     

少数民族中心城市和谐行政执法方式的探索——以贵州省凯里市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中心城市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城市管理执法中由于民族习惯引发的纠纷较多,构成城市管理的特殊问题,这些民俗习惯将渗透于案件的执法管理过程,形成特殊性。基于此,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执法管理,应该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化习惯尤其是民族禁忌,采取变通执法,做到国家法律与地方文化习惯的兼容,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城市执法达到和谐目的。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制度成因

作为无法回避的法律现象,法律冲突错综复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其更为明显和集中,并给我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实践挑战和执行难题。其制度原因在于法律稳定与制度变迁的矛盾,城市管理双重体制的交错摩擦,政出多门的法律制定机制,法律内容执行的实践难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行政执法多元性及其规律探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多元性为核心特征而演化出来的市场经济内生价值日渐凸显,地方政府开始在遵循市场多元性发展、尊重公民个性化塑造的基础上,实现行政执法对象、形式、领域和责任等内容朝着多元性方向转变.     

论领导干部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中具备必要的法治思维,是行政决策的立足之基、动力之泉和力量之源。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守法崇法的思维,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思维方式相比,有诸多特点。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具备法治思维,是防范法律风险、提高基本的业务素质和落实依法行政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好,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强大推动力量;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基础。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其路径包括:培养领导干部自觉尊崇法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时刻思考依法办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尊重权利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必备的法治精神。     

行政复议法实施中的问题与反思

从行政复议法实施的情况来看,建立健全了行政复议机构与工作制度,案件数量基本稳定,行政复议工作机制不断创新。但也存在公正性不足、公信力不彰、制度优势与功能尚未完全发挥等问题,应从制约法律实施效果的制度因素、主体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反思,剖析制约因素对行政复议法实施效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回应问题的解决。     

论行政法法源的功能与适用简

行政法法源具有分散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行政法法源的功能在于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为法官“找法”设定路径.行政法法源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新法优于旧法是区分行政法法源效力等级的一般原则.行政法法源的适用遵循效力优先和适用优先双重原则,这两个原则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作用环节和前提条件.     

司法政策论要——基于行政诉讼的考察

司法政策作为国家处理司法问题的一种导向或立场、态度,是司法机关所制定的对司法活动进行指引和规范的规则,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司法活动以及司法机关的角色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实际上是徘徊在法律与司法政策、政府与民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价值衡量的过程。司法政策内在本质上兼具了政治性与司法性的特质,外在表现为灵活性、平衡性、统一性、开放性、动态性。司法政策具有指引、补充、协调、创制、试验等功能。由于缺乏稳定、成熟的司法哲学作为支撑,过于强调或突出司法政策对司法实践的作用,会影响法律的权威地位,易对法治建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制定与实施司法政策的核心命题就是要处理法律与司法政策的关系,目前已形成司法政策代替法律、司法政策改变法律、司法政策补充法律这三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