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新发展与新展望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刑事鉴定制度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确立了“鉴定意见”的称谓、建立了鉴定人作证的特定保护制度、完善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取消了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的鉴定权、创建了专家辅助人制度等。这些新发展在确保鉴定结果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保障鉴定人、当事人等的合法权益、促进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乃至证据法制的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未来还应在立法技术、司法鉴定启动模式、鉴定人出庭作证、强制鉴定以及司法鉴定期间等方面继续推进。     

难以辨识的法院庭审管理——以药家鑫案庭审发放意见表为中心

药家鑫案引发了颇多可供讨论的法律问题,比如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的关联等。仅就一审法院在庭审中发放"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的行为来说,就可以映射出许多关于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样态。究其本质,发放意见表实则难属司法行为或审判行为,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法院的管理行为。从庭审管理的角度而言,这一行为彰显了在当前集权体制下行政化的法院管理模式逐渐难堪的现实,同时也反映了当前法院还算占绝对优势控制的庭审管理环节深受媒体和舆论的压制而艰难前行的无奈,并且还反映了法院在以政治为首要职能的高压下难以实施专业性技能管理的困境。     

浅析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规定

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双重要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中确立了强制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然而这一规定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该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     

立法权比较:民族自治地方与特别行政区

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已被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自治制度,践行这样的地方自治制度有助于促进民族和谐与祖国统一。民族区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自治都是中国政府为适应特殊地区的特殊情况而进行的政治制度创新,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又有着许多不同,尤其表现在立法权的性质、权限以及范围等诸多权力划分问题上,在理论上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着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政府采购物业管理服务创新研究

物业管理服务是由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的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随着政府后勤服务的改革,物业管理服务愈来愈被政府机构所认可;伴随着政府采购的深入,物业管理服务也被纳入政府采购之列。全面采购"常规性公共服务",根据需要区别采购物业企业的特约性服务及市场经营性服务,有选择性地采购公众性代办性服务,对于政府资源配置市场化和提高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我国行政指导可诉性探讨

行政指导的行为性质应打破传统事实行为的瑕疵性界定而归入行政行为的范畴,将行政指导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宪政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国内外现实与理论环境已经为我国行政指导可诉提供了可行性条件。为此,我国有必要从受案范围、原告资格、司法审查以及适用法院调解方面来构建相关行政指导诉讼的规则。     

现行宪法中“法律”的分析——基于立法的维度

宪法文本中“法律”一词总共出现82处，其中需要予以具体化的49处。对宪法文本中的“法律”的具体化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照抄”式的具体化，人大立法的具体化，人大立法和行政立法共同的具体化以及主要依靠行政立法的具体化。部分或者主要依靠行政立法具体化的“法律”集中在土地和非国有制经济两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不宜主要南行政立法予以规范。因此，“立法时代”未可结束。     

丹麦司法人员的培训及国际合作

作为丹麦全国警察总监办公室的一个部门及丹麦国家培训中心机构，警察学院负责为正规警员提供基础及培训课程，为法律人员及民事行政人员提供进修培训课程。警察学院广泛参与国际警察合作，培训问题在其中愈来愈受到重视。     

论行政行为的先定力

目前学界对行政行为先定力的两种理解均存在不少值得质疑之处。先定力不是行政行为的效力,只是行政权的"力",并贯穿行政行为作出程序的始终。必须厘清先定力与行政行为效力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先定力起因于秩序行政,因而,应随给付行政模式的拓展而弱化和消失。     

行政法法益目标与行政法制度型构

行政法法益目标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关系的秩序化以及整体法益的最大化。行政法法益目标是质与量的统一体。它决定了行政法机制应是以控制机制占主导，合作机制为辅助的双重螺旋式结构机制。转型时期我国尤其应强调控制行政权机制的建设，当前加强行政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应当建构在法治行政的控制机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