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涉外行政诉讼

我国学界对涉外行政诉讼已经形成了以主体涉外为单一标准的固定认识，并顺延出从概念到范围再到规则适用的基本思路，但是这种思路已经不能解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案例，因此，拓展涉外行政诉讼的认识视角，以司法为核心，以涉外特殊规则的适用为标准判断涉外行政诉讼的范围，由此而形成多元涉外因素的判断基准，这种建立在司法实践基础上的涉外行政诉讼认识观，以涉外特殊规则为内容构筑体系，以涉外因素的多角度判断代替主体具有涉外性的单一标准；同时应当改变以专章规定涉外行政诉讼的立法模式，主张将涉外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分散规定在相关条款中。     

青少年社会公德教育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的社会公德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加强青少年社会公德建设,要明确教育责任人,强化学校教育与社会公共管理,促进青少年组织的参与和成人垂范作用,建立社会保障激励机制。     

论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政府行政手段的转变为研究视角

当前，我国政府在运用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和调节时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影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行政手段的转变成为必然。实现我国政府行政手段转变的路径主要有六个方面：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相结合；有限广度与合理深度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行政成本与行政绩效相结合；刚性行政与柔性行政相结合；依法行政与行为救济相结合。     

西方行政问责理念的发展与启示

行政问责的理念决定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西方国家行政的理念经历了从科层理念到民主理念，再到绩效理念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理念的演变对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江总书记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并举思想，是“法治”与“德治”辩证法的科学总结；是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它不是简单的施政策略，而是新时期治理国家的伟大方略，所以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界定及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既定事项进行判断、权衡,作出决定的行政措施即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特点,必将导致"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大量存在。依照"形式法治"的观点,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然而,按照"实质法治"的观点,却并非如此。可以允许型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有其正义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但其要满足不违背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立法目的,基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整体稳定的考虑和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等条件,并且要接受原则之治以及通过事后说明理由制度接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谈行政文化视域下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政府执行力是衡量一级政府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而行政文化则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府执行力的发挥。因此,从行政文化的角度出发,分析阻碍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原因,找出相关对策,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执行力文化,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文化的创新,也是提升政府执行效力的良好途径。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基础

社会主义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行政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的行政问责制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本质体现。人民民主决定了社会主义行政是责任行政;公共性、民主性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的伦理基础,建立责任政府是社会主义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是向人民负责的公仆。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宪法逻辑考察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保证国家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具有宪法性法律文件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载体。从动力上,中央和地方对宪法的凝聚力是在强总统推动下逐渐实现的,总统—威权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动力;从趋势上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从分散联邦制走向了集中联邦制,职权从地方向中央聚集,并最终集中于总统;从控制上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问责从横向政治问责转变为垂直行政问责,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是问责,对地方最高官员问责的提出与决定权集中于总统。实践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联邦制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建立符合俄罗斯国情和现代化要求的联邦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的基石,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合理边界,是二者关系的核心;顺应民主法治化潮流,注重以法治方式构建长效稳定的关系格局,加大权力制约力度,这是维护良性关系的重要保障。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