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协同主义: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民事诉讼协同主义,是由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和法院的阐明权(义务)等一系列诉讼义务构成的理想化的诉讼图景。协同主义的基础条件是民事诉讼制度的社会化、福利化,通过适当扩大法院职权,修正、补充辩论主义。协同主义并非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模式,而是协调各方诉讼行为的一种诉讼理想,其作用在于协调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在我国构建协同主义,必须兼顾其周边制度要素。     

诉讼证明标准在价值论上的趋同

证明标准理论中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是基于相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和相同的现实时空 ,所以在操作层面上得出相同的证明标准是必然的。“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都趋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 ,则源于诉讼价值论上的趋同。     

行政许可设定中的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

许可的设定是行政许可制度的源头和基础。它以立法的形式宣告了国家对公民权利领域尤其是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权利的合理侵入,因而设定行政许可应至为慎重,在许可的设定中应保护许可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行政检查公民的住宅必须使用搜查证

公民的住宅权受到宪法保护,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来限制这种宪法权利,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是不同的。相对于刑事搜查而言,行政检查的形式要件是比较简单的。既然行政检查和刑事搜查可能都会涉及被嫌疑人的住所,既然用检查证和搜查证都可以进入被嫌疑人的住所,那么两者就很容易被模糊界限而出现滥用的情况。如果行政检查不需要搜查证,那么警察是否还会刻意去获得搜查证?因此,降低行政检查的标准,就会出现以行政检查为虚、以刑事搜查为实的严重恶果。尤其当警察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任务时,这种情况更难以避免。     

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人民调解是我国民间调解的法定活动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其作用日益下降。"诉调对接",即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制度的有机结合,不失为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发挥其便捷、低廉、快速解纷功能的重要方法。     

法国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制度评介

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涉及到行政相对人、公务员和行政主体三方的关系,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制度历经发展,形成了以"个人过错"为核心的、允许行政相对人直接向公务员求偿的行政赔偿责任制度,并通过一系列判例确认了各项具体制度,易于操作,达到了合法性与效率之间的理性与平衡.     

民事诉讼是否可以附带行政诉讼

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错发生、民事争议与具体行政行为关联的情况下,争议的当事人可以有不同的诉讼选择,但诉讼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定民事权利。建立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制度有其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可以扩大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制约监督范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统一,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关于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的立法构想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紧急事件的不断增多亟待立法加以规范。通过对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立法的价值定位即安全价值、效率价值和发展价值的研究,从我国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出发,结合国外有关立法经验,提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的立法构想。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