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教育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加强学习 ,努力提高政治素质、思想和道德境界 ;加强党性修养 ,增强党的意识 ;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坚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公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破除“官本位”意识 ,坦然对待个人升降去留 ;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原则 ,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 ,这是当前教育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的几个重要方面。     

环境损害赔偿立法框架和内容的思考

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必要性由现实社会关系调整的必要性和现行相关立法的不适应性所决定。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立法宜采取实体和程序一体、行政处理与司法处理一体的立法模式,并着重规定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方面所涉及的一些特殊问题。立法框架和内容主要包括环境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的司法处理等部分。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难点在于环境行政主管机关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的准确表述问题。     

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因素浅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农民能否增收与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和有关制度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政策和制度强烈地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命运和社会地位。农民增收应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社会地位的隐性限制;农民增收要消除乡村组织制度对农民利益的损益剥夺;农民增收应对的县乡组织制度创新要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     

美国煤矿安全生产法治化及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技术落后、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等问题,而美国煤矿安全生产立法严密、执法严厉、技术先进、政府服务完善。因此,我国应借鉴美国煤矿安全生产法治化经验,完善煤矿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严格煤矿安全执法、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国家与公民的合意——论行政诉讼和解

行政法的传统学说因强调行政行为的公权性和不可处分性,强调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的特性,因而在行政诉讼中排斥国家与公民的合意,中国行政诉讼实定法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在域外,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行政诉讼和解则是通行的制度,行政诉讼中是存在合意的。文章辨析了“和解”与“调解”,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和解的实际状况,着力论证了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必要的限制。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对现行设计方案的质疑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 ,事关反垄断法的命运 ,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在对该机构的性质定位、职能设置、程序安排诸方面都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赋予该机构显要的地位和超强的权力 ,以保障其执法的有效性。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使命将是如何消除和防范行政垄断 ,其斗争将是异常惨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将经受严峻考验。反垄断法讨论稿设计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方案 ,存在着严重缺陷 ,据此而行 ,反垄断法实施的效果是令人疑虑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计必须废弃作为现有行政机关下属机构的思路 ,凸现其权威性、独立性和专业性     

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的认定及监控对策探析

依职权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应为而不为的行为。行政不作为行为由于隐蔽性强,往往在造成侵害之后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加之我们国家在对该类不作为行为的监控上还有很大漏洞,因而必须对依职权行政不作为行为进行准确的认定,并且从多方面加大对它的监控。     

人性论视角下的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差异

性善论与性恶论分别是中西方历史上的主流人性思想。总的说来,性善论思想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是消极的,性恶论思想对西方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则是积极的。不同的主导影响造成了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实现我国行政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吸取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行政文化的优秀成分,避开两者的不足并积极进行创新。     

Ausmaß, Strukturen und Implikationen präsidialer Macht im postkommunistischen Raum

This research note builds on recent results of the literature on presidentialism to develop a new measure of presidential power. The Index of Presidential Power (IPP) differentiates three dimensions: legitimacy, legislative and non‐legislative powers. The IPP can be used for all types of governmental systems in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PP estimates presidential power granted by the constitution in all 28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This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in the IPP data set, which is used to carry out analyses at the aggregate level as well as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presidential power dimension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mi‐presidential category is of little use. The comparison of the IPP with alternative indices of presidential power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indicates that political analysis should give more attention to presidential power structures.     

邓小平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两大基本问题”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新贡献表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独创性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等方面.关于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的重大突破体现在: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