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王国维审美启蒙论的情性论分歧

作为中西方现代审美启蒙观念的奠基人，康德和王国维关于人类情性教化的具体思路却未尝相同。在晚年康德笔下，“黏液质情性”的地位超过了“黑胆汁质”情性，其中体现出其以禁欲主义的无功利化审美方案疗治忧郁情性的动机。相比起康德的方案，王国维在相信“不可爱”的人性论现实的同时，更渴望保留“可爱”的人生理想和生命激情。出于这一动机，王国维借助叔本华的学说，提出关于“势力之欲”的生存本体论，从中发展出一套用良性嗜好取代恶性嗜好的务实的情性疗治方案。     

王星拱的美学——研究艺术的科学

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形态中，王星拱可算独特的一支。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属于人文色彩比较重的一支；朱光潜、宗白华属于人文和科学结合的形态；王星拱则属于坚定的科学派。并且是这派美学的始作俑者，可惜这派美学的贡献至今学术界研究很不够。王星拱认为美学就是研究艺术的科学；美严格地限定在感性和情感范围，因此，他讲的美学是拿科学的态度研究美感。从王星拱详加讨论的这些客观性的材料（雄健、阔大、悠久、众多、流动、秩序、连轴关系）来看，他对美的看法应该属于主客体统一的观点，他既肯定这些“外在客体”作为审美材料的先决条件，又主张人的主观对材料的加工的结果——艺术=美。王星拱的美学思想太局限于经验领域，他虽然也讲美感需上升到理性层面。但他讲的“理性”是在经验范围内的。王星拱美学突出了逻辑和科学，而对精神科学的形而上有所忽略。     

美育建设的实践依托与社会管理创新目标的实现

对美育建设实践语境中的社会管理如何实现既定目标这一过程性问题,展开具有明确对象的、与亲历者广泛深入的访谈和研究。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要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进一步夯实其美好生活新期待的物质基础。用富于时代美感的事物滋养人民群众的心田,摒弃一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违背的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把管理视作服务,并以此为业务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不断地扩大、延伸服务群众的范围和领域,创新服务方式,促进管理者与人民群众的情感交流,增进其和谐。     

论儒家的审美方式——对孟子性情论的美学阐释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在现实情境的感发下产生“四心（端）”。“四心”集感知、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于一体，其作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四心”的感受体验过程在儒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较好地体现出儒家的价值追求，所以称之为“儒家的审美方式”。它虽然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被充分自觉，不像自然情感感发那样发展出感物学说。重视这种审美在道德活动中的基础地位，有利于缓解道德主体内心的冲突，并可以抗拒在道德活动中对既有观念和规范的非语境化运用。     

“望今制奇”:孟郊诗的新变取向

处中唐之世,受崇尚主观的佛、道二教影响,受追求瘦硬的审美风尚濡染,受皎然主变诗学观的启发,孟郊诗表现出崇主观、尚瘦硬、求理致的新变取向。其"崇主观",主要表现在诗歌意象的创造,从"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的认识出发,孟郊构拟了山水组诗以及与韩愈联句中的奇崛意象,奠定了"韩孟诗派"的险怪基调。其"尚瘦硬",主要表现在锤炼狠重有力的字眼,选用质地坚硬的物象和采用奇险斩截的形式。其"求理致",主要表现为借象明理、以情驭理和语参道佛。孟郊诗的新变取向,已开宋诗之先声。     

略论西方悲剧理论形态的历史演进

西方悲剧理论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悲剧理论也分别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第一是古代的诗学悲剧理论阶段,诗学是其理论框架,戏剧悲剧是其研究对象。第二是近代的美学悲剧理论阶段,美学是其理论框架,悲剧性是其研究对象。第三是现代的文化学悲剧理论阶段,文化学是其理论框架,社会文化中的悲剧事件是其研究对象。     

叙事理论的发展与审美文化叙述学

叙事理论的发展正经历着从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叙述学向后经典叙述学的转变 ,并从 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叙述学的多种分支 ,从而扩大了其研究范围 ,更新了研究方法。提出审美文化叙述学这一新的学科分支的构想 ,意图使局限于叙述本文范围内的研究不仅涉及本文自身 ,而且扩展到与叙述本文密切相关的多重语境 ,从而进一步丰富叙述学的理论与实践。     

论电子图像时代文学的独立品格

针对文学终结论的提出,论述电子图象时代文学的独立品格:文学与影视艺术居于不同的层面,因欣赏主体的不同,文学有独自的生存空间.在反映物象上,文学虽然没有影视艺术那样直观,但文学有独特的手段--审美意象,可以赋予客观物象以丰富的人文蕴涵.     

现代中国文学的几大问题

“现代性”改造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核心,由此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三大突出问题:第一,现代中国文学这一称谓并没有名副其实;第二,文学主体的现代思想与现代意识的欠缺是造成文学客体现代质素稀薄的根源,而文学主体现代性意识的构建又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第三,在当下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现代性意识形态相对薄弱,由此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巨大困境。当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包括自由、竞争、民主、平等、人本等现代质素的日益培育成长,这些条件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可能。     

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语言变革

从清末民初与"五四"这两个阶段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发生过程中语言的变革及其启露的美学情境,必须从外来文学翻译的语言影响与本土创作的语言风貌这两方面来考察各阶段的得失.清末民初"使童蒙闻而笑乐"、半儿童化的语言姿态,是对封建训蒙读物的超越;"五四"时期"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对"美"的崇尚,则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以儿童性、艺术性为基点的现代性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