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抵押风险及预防机制分析——基于“三位一体”综合农协视角

农地流转是三农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目前国内农地流传中的抵押现象引人注目,此问题关键在于农地抵押的风险及预防机制。运营体系自成一体的综合农协内在组织能力具有化解农地抵押风险的功能。风险—中介—化解程式表明综合农协主要部门在相关风险对接上能较好进行匹配。本文以三位一体农协为出发点,总结出促进农地抵押实现的以供销社、合作社以及信用社为桥梁的预防机制。     

从实践育人视角审视创新型农业人才的培养

大学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实践育人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节。文章立足于创新型农业人才的培养,基于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将实践育人的理念融入创新型农业人才培养,在文化建设、基地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做的探索和实践来剖析实践育人工作的问题和经验,并结合国内高校的实践经验积累,从实践育人基地的建设、实践活动运行方式、实践育人的内容形式、实践育人项目设置以及实践育人的考核评估几个方面提出提升实践育人的对策及成效,以更好地服务创新型农业人才的培养。     

云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发展的阶段性及目标

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性及其目标 ,是推进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的重要依据。根据产业化的一般规律 ,结合云南省的实际 ,可将云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及发展目标 :培育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     

农用地质量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农用地分等规程解读

农用地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农产品,其质量可以用产量水平进行度量.该文解读了《农用地分等规程》采用定量方法综合评定农用地的质量所涉及“天”、“地”、“生”、“人”四个方面因素.“天”的因素是宏观的,是决定一个地区耕地自然质量的首要条件,其连续变化的特点,是耕地等别序列全国可比性的自然基础.“地”的因素是区域性和地方性的,决定着耕地自然属性特征的多样性,也是导致耕地自然质量差异显著、评价因素复杂的主要原因.“生”的因素是耕地形成有效产出的关键,作物品种的差异不仅影响耕地的产量,更影响农产品的品质.“人”是开发、利用和改造耕地的关键因素,具有巨大的建设能力或破坏力量.最后,该文认为遵循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的原则,通过土地整治,提高耕地质量,将是中国耕地保护与生产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     

城市工业化灾害及安全对策

在当前城市化大规模建设中 ,对城市发展威胁最大的人为灾祸——工业化灾害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因此 ,投入力量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灾害机理及综合减灾方法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十分重要的管理方略     

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的现象透视及其治理路径——基于重庆村庄的实证调查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转移,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农村劳动力外流使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劳动力不足状态,农村呈现出劳动力总体剩余与结构性不足并立的情况。农村外流的劳动力既是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生力量,也是农村建设需要的主体。部分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并呈日益扩大趋势,引起了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因此,本文以重庆农村为个案分析的着力点,聚焦于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现象,通过统计与数据分析,剖析劳动力过度外流的特征、原因及产生的影响,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路径探索。     

保姆行业的现状、发展方向及其立法思考

当今,随着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的转型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保姆越来越成为许多城市家庭的必须。家庭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滞后使得家庭服务面临诸多危机,保姆行业自然不能例外。透析保姆行业的现状,可以发现保姆行业的出路在于保姆行业的产业化。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借助立法促成保姆行业的产业化。     

中俄农业台作前景广阔——中俄农业十大互补性探析

中俄两国农业具有广泛的互补性:(1)俄土地资源丰富,中国人均土地资源较少;(2)俄出现人口危机,农业劳动力资源匮乏,中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3)俄近期是中国农机产品的广阔市场;(4)中国将长期进口俄罗斯钾肥;(5)明日的俄罗斯可能成为中国的粮仓;(6)俄将是中国园艺产品的长期市场;(7)俄是中国传统的茶叶市场;(8)俄将是中国猪肉和禽肉的主要出口市场;(9)中国将是俄罗斯牛肉和乳制品的主要出口市场;(10)中俄双方农业科技各具优势,互补互利,加强合作,可促进两国农业经济共同繁荣。中俄农业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和美好的合作前景。目前中俄农业合作仍然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但是只要中俄双方都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局着想,从中俄睦邻世代友好的长远利益着想,这些问题都会在不断合作与理解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Utopia in Crisis? Subaltern Imaginations in Contemporary Bihar

Abstract

The 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 inaugurated an important point of departure in Indian historiography and social sciences by demanding that attention be directed to subalterns (a term adapted from Gramsci’s Prison Notebooks) as makers of their own destinies. Their scholarship raises three issues, which ar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The first of these relates to the empirical observation about subaltern resistance to elites. The second pertains to the analytical dichotomy between elite and subaltern modes of conducting politics. The third centres on the valorisation of a putatively coherent fragment that seeks autonomy from the totality of the stat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the perspective advanced by the subaltern studies scholars stems from their implicit assumption that utopian ideals centred on reclaiming dignity and asserting social equality are necessarily derivative of European Enlightenment ideals.     

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绎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是在国家控制力极强、乡村社会自治性极弱的政治格局下,基层民众被迫执行国家一系列非理性政策的结果.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表现为单方面的国家权力下沉态势,地方社会的自治性不断削弱.随着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深度,二者演变为控制与被控制、挤压与被挤压的极端不对等关系.在此状态下,国家权力极度扩张而发生非理性的行为,乡村社会"缓冲地带"消融,面对外界的过度索取失去免疫力,无力抵抗,最终酿成农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