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刍议

举证责任倒置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重要内容 ,2 0 0 1年 1 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 4条也被认为是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较为完善的条款 ,但对于什么是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有何区分 ,《规定》第 4条作为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是否还有缺陷等问题 ,学界似乎少有关注 ,不少问题是悬而未决的     

东北亚区域分工协作的走向——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意图评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使东北亚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 ,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对该地区的分工协作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 ,除日本以外 ,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受贸易和投资的牵引 ,经济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贸易与投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具备开展分工协作的坚实基础 ,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作为东北亚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 ,也正在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力争在今后本地区的分工协作中掌握主导权 ,但发展的现实和趋势说明 ,日本的这一企图是徒劳的     

人格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具有毫秒级的高分辨率,运用它能够对大脑内稍纵即逝的心理加工过程进行分程分析,在探索人格形成机制上具有重要意义。用事件相关电位指标来评价人格,也较人格量表更为客观。文章重点介绍了有关Brebner-Cooper、Gray、C loninger、“大五”四种人格理论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并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论。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     

刑事诉讼价值的历史嬗变

伴随着弹劾式刑事诉讼向纠问式刑事诉讼、纠问式刑事诉讼向现代混合式刑事诉讼的历史更替过程,刑事诉讼价值发生了由古典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和妨碍刑法目的价值并存的价值体系向单一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体系、单一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体系向现代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和妨碍刑法目的并存的价值体系的历史嬗变。     

浅析英汉语法连接的差异

英汉语言连贯成篇往往都依靠语法手段,但它们使用的具体方式却多不同,如英语用时体形式,译成汉语却要用替代方式;这种差异还会超出“语法”的范畴,即英语(或汉语)用的是某种语法连接方式,译成汉语(或英语)则要靠词汇手段、逻辑手段或隐性连贯之类。由于英汉语语法差异之大,所以它们的语法连接问题特别值得作一实际的比较。     

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和引导叙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的一大历史功绩。邓小平明确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深刻地阐述了实践标准,提出了“精髓说”;深入剖析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他采取有力措施推动讨论的发展;他全面总结了这场大讨论,精辟阐明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创立了“思想路线”的科学概念和一套思想路线理论,在党内得到普遍认同,使党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起来。     

论经营判断原则在欧洲反收购立法中的运用--兼"严格中立原则"之检讨

通过对欧洲反收购立法中采用的严格中立原则中存在的忽视股东集体行动和董事对于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义务、经验主义、为政府强制性反收购措施所不容等非理性状况的分析,提出了在欧洲反收购立法中采用经营判断原则的建议,认为这样可以为敌意收购行为提供更统一的运作环境,保护股东利益,减少成员国在建立反垄断屏障的压力,并且为企业在采取反收购行动时提供更丰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