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分类问题分析

通过具体实例，对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图书分类存在的归类不恰当，分类不到位，多卷书、丛书标引不一致，类号错标、漏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指正。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的功能结构与发展

为了统治超大型国家的需要,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结构。地方法制的存在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统一的法律与不同习俗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地方法制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其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粗疏而越来越严密,地区性特别法成为主要形式。地方法制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省例的形成便是这种规范化的结果。同时,官府与民间的互动在地方社会秩序形成与维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

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思想、做法和经验,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的.宗教神学控制论、道德约束观、礼乐治国论、无为而治以及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社会管理思想.统一的社会信念和中央政权的强大、注重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综合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治理经验.历史上,中央政府统治力的下降、吏治腐败、对重大灾荒事件应对不力、因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农民起义等,多是导致政权衰落的主因.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管理,虽然主要应当专注于国内治理与内政建设,但抱持全球化的视野,对国际局势变化给予关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思考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及明清时期。由于古代监察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之受“人治”的影响，尽管它在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其历史局限性在所难免。借鉴古代监察制度的经验，当今我国监察制度建设，必须保证监察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较高的权威性；重视监察立法，健全监察的法律法规；严格选拔和考核监察官，不断完善监察职能。     

盗掘古墓葬犯罪及其应对

盗掘古墓葬犯罪是妨害文物管理罪中危害最大的一类犯罪行为。我国盗掘古墓葬犯罪呈现集团化、专业化、暴力性、腐蚀性等特点。公安机关和文物管理部门应当充分依靠群众,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对此类犯罪予以预防、控制和打击。     

论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的“家”

在古中国和古罗马“家”有共同之处，都是位于公权力的末梢。古中国家父权成为发挥“家”的政治职能的工具；古罗马家父权是家庭王国的主权。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产生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随着专制主义色彩的浓化而不断加强。在古罗马，随着对外疆域的扩张，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家从家庭的藩篱中解脱出来而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家的政治组织、家族本位色彩日益消褪，并逐渐向维持家庭成员物质和感情生活的价值取向过度。     

古代官宦之家教子义方的现代价值

家庭教育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之光闪耀其中。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不管是古代官宦家庭还是现代领导之家，因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尤其需要正确的教子方法。尽管随着时代变迁，传统家训教化内容、途径和方法有许多已落后于时代，但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其基本内核仍具有现实意义。     

破除迷信思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的重要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打破“唯上论”、“唯共产国际论”、“唯书论”等迷信盲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初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必须破除以“马教条”、“洋教条”、“古教条”、“新教条”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迷信盲从和教条主义。     

中国古代法中的禁榷因素——以禁榷对刑事政策的影响为例

中国传统的禁榷制度对国家财政、人民生活乃至整个中国法律传统都有深刻的影响。禁榷制度的实行导致了中国古代大量的行政犯，相关刑事政策非常残酷；禁榷制度还极大压缩了古代民众的民商事活动空间，抑制了自由平等的民事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