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罪立法体系之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但刑法典却将本类罪规定为结果犯、目的犯。这种构成形态与立法趣旨的悖反，源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的模糊认识。金融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主要客体应是公私财产权。我国刑法应当调整本类罪的体系，将其置于诈骗罪之下。     

利益均衡与立法公正的冲突及协调

立法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进行充分博弈,其结果是形成某种利益均衡状态。立法及其所维护的利益均衡状态应当符合公正的要求,即体现立法公正。然而,利益均衡仅是实现立法公正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它在某些情况下与实现立法公正相冲突。为此,应该通过充分赋予并保障各利益主体政治自由、缩小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等措施来加以协调。     

对重点人口管理制度的经济分析

重点人口管理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普遍性问题,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时未考虑经济因素.对重点人口管理制度进行经济分析,可以发现其管理制度存在运行成本过高导致执行主体缺乏投入的积极性和可能性、监督成本过高导致监督缺位和"产权"设定的不合理挫伤了成本投入主体的积极性等缺陷.重点人口管理应从列管、核实查证、日常管理三个环节来降低运行成本;通过改革监督评价指标来降低监督成本;通过交易明晰"产权",使成本投入者在重点人口管理工作中获得应有的收益.     

试论我国宪法财产征收征用制度

政府的财产征收征用权构成对私人财产权最严厉的制约,而对征用权的宪法上的限制,反过来则是对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利益理论主要是围绕“义利之辨”展开的，通过对先秦时期、两汉时期、宋明时期及明清时期各个代表人物对义利观的探讨，可以得知，对利益的阐述始终离不开伦理道德，对利益的追求始终与“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占主导地位的是强调追求利益必须符合“义”。     

论侦查效益价值

在侦查资源稀缺、犯罪形势 日益严重以及保障人权呼声不断高涨 的今天,要求侦查活动利用和科学地 配置有限的侦查资源,最大程度地实 现侦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既 是侦查效益的品性,又是侦查效益价 值的本质追求。因此从价值层面对侦 查效益进行分析,以解决侦查理论和 实践中出现的效益问题,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道德评价与法律干预的临界点

法和道德在终极意义上同样都是百姓伦理价值的体现，所以道德评价与法律干预具有社会价值的一致性。道德评价保障了私权利空间，而法律干预则是国家公权力介入私人空间。因此，应该把难以弥补的重大社会公共利益被侵犯作为道德评价与法律干预的界限。这一界限是在不侵犯私权利的情况下保障社会利益的最佳途径。     

政治稳定视野下的和谐利益机制建设

政治稳定意味着政治生活的有序性和连续性。利益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在当代中国，利益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把政治稳定与构建和谐的利益机制紧密结合起来，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公正的利益均衡机制。     

按势分配与社会公正：乡镇煤矿背后的利益关系——以湖南塘镇为例

利益分配是考察社会公正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视角.基于湖南塘镇乡镇煤矿背后的矿主、矿工、村组、基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红黑恶势之间利益关系的考察发现,乡镇煤矿背后存在着按势分配的两端:一端是在井下漆黑世界劳作的外地农民矿工,另一端则是一些握有权杖的腐败官员或依仗暴力的社会混混.这样一种按势分配的利益格局对社会公正形成了强烈的挑战.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中要效益求发展

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脱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是 ,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仍不容乐观。云南省国有企业 1 999年的亏损面达 58 96% ,扭转这种局面关键是要在深化改革中要效益求发展。要从一些根本性问题入手 ,理顺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 ,切实做到政企分开 ,并根据配置资源的主体变化 ,建立大市场、小政府的管理机制 ;要深入进行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 ,依法规范劳动关系和分配制度 ;当前 ,还要做好加强管理 ,减轻负担 ,从技术改革改造和技术创新中要效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