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伦理探析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促进了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伦理受此观念影响,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的分立走向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的鼎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指导下的环境伦理强调生态伦理道德和生态价值观,将环境与发展、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是环境保护唯一正确的选择。     

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公众听证会的法律性质研究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规定了环境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了“专项规划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听证”和“建设项目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听证会”两类制度。另外,在我国还有环境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公众听证会并非上述意义上的“听证”,而是类似于英国“非法定听证”的一类新型听证。现阶段立法应规定,该类听证可以参照适用《暂行办法》,予以必要的立法规制。     

环保行政不作为的深层原因与基本对策

环保行政不作为现象的深层原因表现为没有把环境权利提高到基本人权的高度来认识,没有把环境权利杠杆熔进环境管理机制;传统的发展观与考察任用干部的政绩观存在极大的偏差;环保行政处罚力度偏低,不能形成刚性硬约束。对此,需要采取三项对策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广大公民环境意识;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坚持以内涵扩大为主的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完备法制、构建刚性的责任行政机制,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力度。     

论政府对企业环境风险的规制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面临很多风险,环境风险在环境问题备受社会关注的21世纪,将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而现实中政府过于强调企业的环境责任,使企业受到环境伦理规范的束缚以及背负着社会和公众的环境压力,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建立一种能够使企业自我规避、防范和处理环境风险的机制或法律制度,补充传统单纯依赖行政资源的规制手段。环境保险制度和企业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正体现了政府指导和经济刺激等手段,从而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企业环境风险规制机制。     

试论工程监理对首都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环境管理

从北京市建设工程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法规、标准、技术、经济等层面,对工程监理在施工现场实施环境监督管理,特别是施工扬尘控制监督的举措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该举措意义重大、技术经济可行,但是尚需要在法规、标准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支持。     

移动通信基站环境保护问题探讨

介绍了移动通信的特点、电磁辐射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电磁辐射控制标准、移动通信基站建设过程中环境保护距离的理论计算,并对移动通信基站建设环境保护程序和对策进行了探讨。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生成与合理定位

公民环境权的合理定位与配置 ,对于保障环境法秩序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从公民环境权的生成问题入手 ,否定了公民环境权为环境行政权的“衍生形态”或“反射性利益”的错误认识 ,提出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人生而应有的权利 ,其法定化将对公民的“偏好”及环境行政权的合理化有重大作用。由此提出公民环境权并非“环境权私权化”的产物 ,而是天然地归属于一种社会性权利 ,这是由环境的物品属性决定的 ,同时也将对其权利的保护与救济产生重大影响。     

论我国现有化学品环境管理立法

化学品是现代文明社会重要的物质基础,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全球化学品产量从1930年的100万吨发展到今天的4亿吨.作为化学品生产和使用的大国,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化学品数以万计,但是针对现有化学品的环境管理尚处于落后阶段.本文针对我国化学品生产使用与立法管理相脱节的情况,分析了我国现有化学品环境管理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框架,并给出了具体的制度设计,以期使我国现有化学品环境管理尽早实现有法可依,从而达到保护公民身体健康和促进环境无毒的目的.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Risk Regul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scen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EU regulatory agenda signals a new era of risk regulation and cal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aradigm for risk regulation. Climate change is altering the EU's con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its design of regulatory responses. In contrast to conventional risk regulation, climate change regulation must prioritise the risks of business‐as‐usual over the risks of change, must target systemic change instead of stability, and must favour the virtues of integration and orchestration over those of individualisation and compartmentalisation. There is an important role for risk regulation scholarship to analyse this shift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regulation, such as the relocation of legitimacy need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risks of regulatory failure. Such an enterprise would both reinvigorate risk regulation scholarship and offer a vital contribut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as it tackles the momentous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出台到1997年新《刑法》修订,再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不断补充修正,形成了中国环境刑法的基本规范与格局。目前,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在立法体例、罪名体系和刑罚处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足,亟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环境犯罪刑法立法体例,将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从该章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一章,并将分散在刑法典各章节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纳入其中;其次,中国环境犯罪急需增设以下5个罪名,以完善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即破坏草原罪、破坏湿地罪、虐待动物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和抗拒环保行政监督管理罪;再次,应完善环境犯罪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扩张环境犯罪对象的范围、扩展危害行为的类型。最后,应完善环境犯罪的刑罚适用原则和刑罚适用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