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城市与执政为民

城市管理中经营城市理念的引进,在推进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向,将市场经营观念与为民意识协调的问题迫切地提了出来。为防止经营城市中的种种偏向,城市经营中必须坚持执政为民。而做到执政为民,在城市经营中政府必须坚持市场调节为基础、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以依法办事为保证,积极履行职能。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行政区划的调整

造成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区与经济区分布的不一致,我国的经济区域大于行政区划,行政区在社会经济中具有决定作用,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造成了行政区经济。行政区经济的发展是逆区域经济发展的,解决行政区经济问题应该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建立与经济区域相符的行政机构。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浦东新农村建设

浦东要以"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契机,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突破城乡分割制度、统筹城乡发展为重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要积极探索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推进"三个集中",探索城乡功能开发一体化;深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城乡保障体制一体化;整合社会资源,探索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探索城乡就业体制一体化。通过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分割的制度性障碍,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城市民族的多样化--以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对城市的影响为例

民族的历史和城市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1980年以来,中国城市里的流动和常住少数民族人口约有900万左右,已形成了成百上千大大小小的居住群落,城市民族形成多样化格局。城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并不只是被动地适应城市,他们在就业和创业过程中也给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也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关中城市集群经济体系的培育与运作

陕西关中地处内陆地区,城市经济实体是发展这一区域经济的首选实体。而在城市带动作用的发挥上,尽快形成集群经济体系是关键环节。要加快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带建设,发挥中心城市生产力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关中地区尽快崛起,带动陕南、陕北,以实现陕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关中经济带发展集群经济体系,须重点培育关中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加快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步伐,提升关中二阶地区生产力水平,实施政府推动战略。     

宋代城市经济功能新见

评价宋代城市经济,不能囿于城市本身,也不能单纯强调生产的意义,必须打破城乡对立、重生产轻消费的二元思维模式,从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互动关系中着眼,从生产与消费互相促进的内在联系入手。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在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规制警察权权限范围的思考——兼评“城管警察”的组建

近年来,一些地方警察权限范围的扩张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分析,阐述对警察权限范围进行有效规制的必要性,提出了有效规制政府随意动用警察权的建议和构想,以彰显法治理念,保障公民权利。     

中型城市是农民城市化的主要载体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扩散效应日益明显，产业转移开始加速，中型城市由于其特殊的条件而成为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也成为农民转移的首选地。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完善中型城市的软硬件环境，加速农民的城市化进程，早日实现城乡的一体化发展。     

关于大连城市经济与东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论证

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中,东北综合经济区能够建设成为全国意义的主体功能区,并且在这一进程中要注重实现大连城市经济开发的引擎效应。为此,应当认定大连城市经济与东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因素与综合优势,必须促进大连采取城市经济开发与东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开拓对外贸易新局面,带动东北腹地走向世界;努力经营旅游产业,构建东北亚国际旅游中心;拓展金融大市场,打造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不断进步,实现城市经济的跨越发展。只有这样,大连市才能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发挥龙头作用,拉动东北地区重新确立在全国未来经济布局中的战略地位。     

“少子化”与流动儿童、少年在城就读的发展空间

我国城市在独生子女政策施行以来出现的“少子化”趋势必将对城市基础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带来的为城市解决流动儿童、少年的在城就学问题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和契机。城市政府可以在应对“少子化”对教育冲击的框架下适当考虑流动儿童、少年的就学问题，获取“双赢”的结果。这也是城市适应自身“少子化”趋势和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大量人口迁移情况的一种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