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质效与税务稽查体系建设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的20多年来,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征管模式的优化调整．我国的税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税务稽查作为税收征管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维护税法的严肃性,保证税款的及时入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税务稽查模式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能。     

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的保护

征税权扩张是应对纳税人独立财产权的必然选择。征税权扩张的合法性来自征税权本身的合法性及其必需性、纳税人财产权的受限制性以及宪法和法律对征税权扩张的限制。协调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的冲突应当严格遵循获利原则、过错原则与限度原则。我国已经确立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保护制度,但仍有必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税收调控的合法化与私权的保护

税收调控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税收调控不仅要考虑宏观调控的目的,也要注重对私权的保护。这是宪政的要求,也是法治国的体现。中国目前税收调控的失范状态,不仅导致了税收调控脱离了合法性,而且屡屡造成对私权的侵犯乃至践踏。因此,税收调控必须依法进行,走合法化道路,包括税收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化,依据的合法化以及程序的合法化等。     

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犯罪行为及其防范措施

碳市场属于新兴市场,呈现碎片化特征。碳排放交易标的为法律虚拟物,不需要实物交割,交易相对复杂。碳排放交易和其他金融交易一样,由于涉及资金巨大、法律不完善、监管不严密和透明度欠缺等原因,极易滋生犯罪。与碳排放交易有关的犯罪行为主要为诈骗、逃税、洗钱和网络盗窃等。应该加强各碳排放交易市场间的合作与沟通,共同监管和惩治碳排放交易所涉犯罪行为。     

论我国企业重组税收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韩国的法律实践及其借鉴

低税率和少管制是吸引国际投资者的重要因素。经过两次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对企业重组税制进行了重大修改,降低了税率,减少了管制,从而提升了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企业重组税制存在缺陷,为应对金融危机、提高企业竞争力、引进外资等,我国应放宽跨国性企业重组、完善企业重组中的反避税政策、整合相关法律规定,简化和优化税制等。     

公共财政下的税收债法理论

国家与财政的公共性密不可分,二者关系的厘清,不仅关系着财政学基本理论的明确,也关系着我国财政法治的实现。而税收债法理论一改国家分配论的权力观,不仅为学界理解税收、税法的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更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法体系。以公共财政为背景,从公共财政的核心及具体要求出发,探讨税收之债的基本涵义,着重分析税收债法概念的引入对于税法原则、税法权利及救济等关系着我国财税法治建设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     

论关税优先权的清偿顺位

我国法律中关税优先权的定性模糊,由此导致实践操作中存在诸多困难。分析表明,关税优先权应当区分为物权性优先权与债权性优先权。在纳税人欠缴关税所涉及的特定物上,关税优先权为物权性优先权,关税应当优先于抵押权和质权而受偿;对于特定物之外的其他财产,关税优先权为债权性优先权,关税应劣后于抵押权和质权而受偿。至于医疗费用、丧葬费用、工资等,基于生存权、人道主义等特殊考虑,可以依据法律之例外在清偿关税前受偿。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政府税收立法权的界定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首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税收要素、税收程序基本方面的立法权都应由议会机关保留。政府部门只有对税收程序中的具体问题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即使在授权立法的情况下,对政府部门的授权也只能针对个别、具体的事项。     

论我国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分税制必须有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予以保障和规范,而我国的分税制是在相关法律准备不足、又没有及时加以完善的情况下实行的,分税制立法的内容和税权的划分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应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收入的划分以及税权的划分几个方面对分税制立法进行完善,以发挥分税制应有之功能。     

“分税制”与“土地财政”——我国土地征收问题之诱因分析

在我国,土地征收已经演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若仅从土地征收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来研究这些问题,并不能触及根本,因为这些问题根植于整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体系。分税制改革之后造成的地方财政赤字严重,并且由此引发的土地财政,是土地征收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