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广安模式

2003年以来,四川广安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历经普通试点、体制外试点和以检校合作为基础的深化试点三个阶段,已初步形成广安模式的基本框架。该模式秉持相信人民群众、贯彻司法民主、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三大理念,形成了一套以群众性为方向,以外部性为原则,以独立性为出发点,以有效性为目标,监督员的选任管理更优化、监督范围更合理、监督程序更独立、监督效果更明显,更符合司法民主和权力监督要求的制度模式。本文系统总结了广安模式的制度理念和制度亮点,为进一步推广广安经验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奠定基础。     

以基层党建创新带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新时期以基层党建创新带动社会管理创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为此,必须优化创新党组织设置,夯实社会管理基础;深入开展服务型党组织创建,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完善创新矛盾化解机制,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改革与创新教育培养模式,增强领导社会管理能力;创新党建工作理念和方法,形成社会管理合力。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机制

改革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动力机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为理论支撑,以西方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为重要参照,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引领,以农村经济社会关系深刻变动为现实驱动,以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发展的经验为有益借鉴,切实提高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科学化水平。     

提高长春市城市管理水平的对策研究

加强长春市的城市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和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提高长春市城市管理水平，应根据长春市城市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城市管理的实际，采取以下五大措施；一是进一步提高对城市管理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二是加强城市管理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三是提高城管队伍素质，规范执法队伍的行政行为，四是深化城市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体制，五是进一步拓展城市管理的范围，调整城市管理的重点。     

行政调解：内涵界定、法理基础和应然价值

相比于实践中行政调解的火热开展,行政调解在理论研究层面仍显不足。从各省市发布的有关行政调解规范性文件来看,各地对行政调解内涵仍不统一。理论上,由于受传统＂行政权不可处分＂原理之束缚,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在我国不具有理论基础,且对行政调解这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法理层面的特有应然价值探讨甚少。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对行政调解的内涵、法理基础、应然价值进行反思和探讨,以弥补行政调解理论研究的不足。     

河北省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策略

社区环境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与城市社区相比,我国农村社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处于劣势,探索适合农村文化和现实的矫正制度是矫正工作者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社区矫正工作实施以来,河北省在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工作机构和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有所创新,但农村社区仍存在村民参与少、有关部门配合不顺畅,矫正措施层次低、工作队伍专业化不强等问题。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结合农村实际,进一步转变观念、规范职能、提高矫正措施水平以及重视工作队伍建设,以推动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     

“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关键要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关键。要强调出资人利益是企业利益的核心,构建公司治理结构的行为规范,形成科学的集体决策分级执行体系。     

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的必然趋势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传统监狱服刑方式不同的、特殊的服刑方式,它让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社区矫正符合当今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潮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也有利于行刑经济。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社会认同程度不高等问题。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由司法行政机关担任比较合适。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应做进一步的合理调整。     

社区自治：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主要经历了行政型、合作型两种模式。实现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目标,但目前条件尚未成熟。要实现社区自治的目标,必须从加强社区治理的法律建设、积极促进第三部门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积极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社区理念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