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事仲裁中的瑕疵仲裁协议探析

在商事仲裁中,出现有瑕疵的仲裁协议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从大多数国家的规定来看,只要使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的最初目的得以实现,在仲裁协议或合同的仲裁条款中存在不完善或瑕疵是可以允许的。对这一问题的妥善处理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特别是在瑕疵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上,不能轻易否认其效力,尤其不能将未选定明确的仲裁机构作为认定瑕疵仲裁协议无效的条件,对此,我国《仲裁法》应作修改和完善。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的目的智慧--追求法律的实用性

尽管在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存在着多样的解释目的追求,但其中最重要者为寻求法律解释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的实现具体地体现为以"情理交融"来实现不可言说的良心判决;借"实用理性"来寻求法律解释的可接受性;通过"妥协意向"追求法律解释中的实践互动;并最终实现在法律解释中人们交往行为的"视域融合".     

博弈与妥协——欧盟联合侦查小组：理论、法律与实践问题探究

欧盟联合侦查小组基于欧盟成员国共同侦破某些严重犯罪案件而设立,它在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诉讼效率与公平的博弈和妥协中逐渐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应该不断地解决国家主权和侦查权关系、侦查权的扩张与限缩、法律缺失或不完善及不统一、与欧盟其他机构关系、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共享等一系列问题,以期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应有效能。这样不仅能完善自身理论、法律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也为欧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侦查大环境进行优化,同时还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有关经验以资参考。     

功利与公正:刑事和解实践的理性反思

刑事和解在我国作为犯罪处置模式,具有公权力推进型的政策性导向,由于追求化解纠纷,办案效率等因素,在刑事和解实践适用中存在异化现象。权力机关主持刑事和解的主体多元化,强力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与辩诉交易制度混淆,在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上进行扩张,将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甚至作为控制死刑的手段。理性反思刑事和解实践中的异化形态,应将刑事和解通过法益原则在实体上进行限制,控制在侵犯个人法益轻罪范围内,程序上明确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和解内容、救济途径。     

和谐社会视角下政治妥协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是承认社会有差别有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就是要控制矛盾、控制冲突、促成和谐。政治妥协作为一种普适的社会调节机制,并不等同于放弃原则的“投降”、“背叛”,而是体现了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和谐,要建构一套技术化、工艺化的处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机制,建立缓和阶级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的民主和法治机制,建构一个基于现代宪政民主的人人平等、人人参与的社会政治平台。     

我国《企业破产法》上破产程序开始的效力及其反思

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承继1986年破产法的基本思路,破产程序开始仍然以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为始点。但是,按照我国《破产法》之规定,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并非意味着一定要宣告债务人破产。但是,从整个制度设计看,只要破产案件被法院受理就要开始破产程序,而破产程序一经开始就要发生一系列效力,如指定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债权申报、未到期债权到期、债务人的人身自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等。如果法院不宣告债务人破产,这些已经经过的程序及损失应如何处理?本文认为,能够恢复的,就恢复;不能恢复的,应当按照过错的不同来承担赔偿责任。另外破产程序开始后对债务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效力在三种程序中是否一致?笔者认为,三种程序有不同。     

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政治妥协

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现代，作为调节、整合社会利益冲突机制的政治妥协，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内，而应该站在全球视野和思维的高度上，发挥应有的效用。只有当政治妥协成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选择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宪政文化与制度建构的反思

五四前后的思想文化运动为什么没有产生有效的现代宪政制度,因为我们缺乏形成和革新制度的能力。制度经常是利益斗争和调和的产物;制度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本共识基础上;制度的构建还需要法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制度本身的作用。     

监狱“妥协执法”的危害性剖析

监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窗口 ,监狱行刑是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实践保障 ,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监狱行刑中的“妥协执法”现象危害深重 ,了解其表现、追索其根源和治理的对策意义重大。     

On the possibility of principled moral compromise

Simon May has argued that the notion of a principled compromise is incoherent. Reasons to compromise are always in his view strategic: though we think that the position we defend is still the right one, we compromise on this view in order to avoid the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that might flow from not compromising. I argue against May that there are indeed often principled reasons to compromise, and that these reasons are in fact multiple. First, compromises evince respect for persons that we have reason to think of as our epistemic peers, and acknowledgement of our own finitudes as moral reasoners. Second, compromises are often made morally necessary by the shortfalls that unavoidably separat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from democratic ideals. Third, compromises express a desirable form of democratic community. And fourth, compromises are often justified from a consequentialist point of view, in that they allow for the realization of values that would not be realized as well by the failure to comprom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