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教育研究的新收获--王泓《创造教育与人才培养》一书述评

21世纪是创造的伟大时代,要创造,关键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因此,如何开展创造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已成为当代教育界研究的热门课题.王泓新著<创造教育与人才培养>正是这方面研究的新收获、新成果.该书对新世纪创造教育的特点,创造人才的智能结构、创造个性、创造能力、创造思维的培养进行了系统分析,同时联系科学和文学艺术创造,论述了具休的创造过程、思路、方式和技巧.该书的价值在于把创造学与教育学、创造教育与人才培养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故在教育理论上是新颖的,在教育实践中亦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合作作品含义探析

我国著作权立法对合作作品的定义没有做出正面、明确的规定,导致学说和实践对合作作品的认定存在很大的分歧。应该坚持制度创新,将合作作品认定为“由数位作者付出独创性劳动、并且各自的创作意图和合理期望均指向该部以最终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部完整的共同作品。”     

我国受托人权力制度之思考

与早期信托法制相比,英美现代信托的功能和信托法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因而受托人权力也有了很大扩张。我国现行《信托法》受托人权力制度存在重义务轻权力之弊端,它缘于重安全轻效率的价值误区和重负面轻正面的认识误区。其建设方向是走出认识误区,更新价值观念;重视受托人地位,强化受托人权力;借鉴日韩经验,加大移植力度。     

浅议乡镇政权中党委与人大间关系的协调

监督权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乡镇人大在行使这项职权的过程中,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乡镇政权体系中,如何处理好党委和人大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在理论上、实践上都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和明确的重要问题。     

宪政视角下的国家刑罚权

国家刑罚权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保证人权,也容易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以宪政的精神对刑罚权予以规制,特别是要以正当法律程序对其规制,使刑罚权更加谦抑、更符合人道性,这也是契合宪政之道的。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鼎立统一：“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之一

“一分为三”命题包括鼎立统一。在中国哲学史上,鼎立统一即三足鼎立是有地位的。后来在谈“三”色变的氛围之下,鼎立统一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现在应该充分认识它的哲理性,肯定它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依法执政的法意省思

依法执政是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执政方式的重大调整和深刻转变,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执政党执政理念法治化的根本体现,也是顺民心遂民愿的明智之举。依法执政理念要作为指引执政党执政实践的正确航标,本身需要从法治而非人治的视角进行明确的梳理和辩思。     

检察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我国检察权的配置是借鉴国外检察制度和我国古代御史制度的优良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前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检察权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法律规定不完善、缺乏强制力、各项权能存在漏洞等问题。优化检察权的配置,对于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检察职能,强化国家法律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