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对社会公正的保障机制探析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和方式，一直以来就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政府通过政策实现社会公正，更好的服务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目的。然而良好的生活愿景不能自发的达成，社会公正的理想需要现实中公共政策的支撑。没有良好的政府政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恐难实现。从公共政策中的权力、目标与工具这三个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公正的路径出发，探寻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来保障和实现社会公正。     

浅议“可视为新的证据”制度及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

2008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审监程序司法解释,提出了＂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然而＂,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条件及应用与再审＂新证据＂近似却存在着不同,容易混同,故本文拟通过对二者概念、特征及条件进行比较与分辨,结合民行检察工作实践,就该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达到更好的认识这一新的制度,完善我国民行检察工作的目的。     

体制转型时期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体制转型期，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漏洞，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况也比较突出。证据失权制度的建立，对于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行为，落实举证期限，保障诉讼程序的合理运转有积极意义，同时证据失权制度运行也需要建立相关的保障措施。     

论形成权的性质

形成权无对应的义务,这是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与其对应的是相对人的屈从地位。形成权的享有无不存在被侵害的可能,其行使过程可能被侵害。形成权属技术性权利,并无实质之利益附着,其具有死亡的基因,一次行使即归消灭。     

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检视

刑法修正案是我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的一种形式，其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我国修改刑法典的唯一形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程，这种形式日益暴露出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论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的宪法保障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紧急状态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紧急状态下,国家紧急权采用宪法直接保障的立法模式是建设宪政国家的必然要求,把国家紧急权直接规范于宪法,即便在经济紧急状态之下,也不得超越宪法而随意扩大国家权力,这是宪政主义在国家紧急权上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国家紧急权立法模式的路径选择。     

试析后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视角考察,欧洲可划分为两大板块：＂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与之相对应的是欧洲还存在两大地缘政治势力,即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主要特征是苏联代表的陆权势力和美国代表的海权势力在两大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对立与均势。而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欧洲地缘政治失去了这种战略平衡：陆权势力收缩而海权势力扩张,心脏地带衰落而边缘地带崛起。同时不应忽视,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也都赋予了欧洲传统地缘政治形态以新的特征。     

论警察战术权机制的社会适应性

警察战术权源于前苏联《犯罪侦查学》兴起过程中创造性智力成果之侦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机制需要,其机制生成具有在计划经济时期进行侦查行动和侦缉措施时的适应性。当代中国警务在构建创新型社会过程中须认真对待警察战术权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既要选择适宜其社会稳定的警察战术权机制,也要改善适宜其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因而实践中应正确认识警察战术权的私权属性、公法调整及其保护强弱等问题。     

人性、权力与制度反腐

人性中的恶是腐败的深层基础,但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则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正视人性中的恶及善恶互变现象,以外在的刚性制度约束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约束激发人性的正能量;必须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微杜渐、惩恶扬善,这是人性向善和政治走向文明的内在需求;必须加强制度设计,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权力运用,防止制度虚置,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高制度反腐的科学化水平。广大领导干部必须习惯于在监督下谨慎用权,为民掌好权,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为全体人民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营造民主、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氛围和精神乐土。     

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