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犯罪的形成机制——以深圳T村为例

城中村的犯罪基本上是以侵财为目的的经济型犯罪,尤其是入室盗窃,犯罪者主要为外来务工者。城中村的社区结构特征使得整个社区具有较低的集体效能,出现了社会解组。生活中的＂紧张＂使得外来务工者具备了犯罪动机,老乡网络和城中村越轨网络为犯罪者提供了两种训练渠道,城中村租住者本身的日常活动为犯罪的发生提供了适当的犯罪目标。     

从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俄罗斯的刑事政策

俄罗斯联邦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反映国家的犯罪态势和预防犯罪的对策。随着经济全球化,刑事立法也被置于国际大背景中。侵害宪法制度基本原则和国家安全的犯罪较为典型地诠释了俄罗斯当前人道主义导向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保护价值观的调整,突出了俄联邦刑事立法上法网严密、刑罚宽缓的特点,符合国际上预防犯罪和改造罪犯的目的。刑事政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其新旧更迭变化和发展也必然符合历史规律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日本规制证券犯罪的刑法理论探析

由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刑事处罚乃是作为保护社会的最后手段,当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等其他法律责任可以抑制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时,则较为严厉的刑事制裁手段就无须动用。在证券市场交易中,维持市场交易秩序以及保护投资人权益都是证券交易发展上的重要工作。由于投资者属于不特定的多数人,因此日本在刑法上采用了危险犯的立法方式,提早保护投资人利益。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保护法益侵害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合并进行诉讼,能够在全面把握共生犯罪的同时查明派生犯罪的前提性事实,准确认定犯罪,防止出现撼动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犯罪客体若干问题研究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客体是一个研究相对薄弱同时又广受争议的范畴。文章从犯罪客体与犯罪构成、犯罪对象、法条竞合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犯罪客体的重要作用,深入研究犯罪客体的相关范畴,从而让犯罪客体的潜在价值真正发挥出来。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着一些非议,其遭遇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被害人权益保障方面面临着诸多困境。面对这些困境,其出路就在于应通过立法确立诉前禁令在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被运用;扩大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种类和范围;通过立法确立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赔偿的计算标准;设立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     

渎职犯罪案件公诉实践中的证据审查要点

由于渎职案件的侦破既可以"由人到事",又可以"由事到人",故渎职犯罪的证明方法不拘一格,通过直接证据快速且独立地锁定案件事实和凭借间接证据链接所有案件事实均能够达到证明效果。审查证据过程中应当考虑监管部门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重大事故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管理职能,综合考量被告人玩忽职守的程度,以此确定特定责任者因果关系的量化定位,在量刑建议中予以体现。     

论刑事责任的定位

关于刑事责任在刑法中扮演何种角色,我国刑法学界众说不一。刑事责任应该是一种司法机关强制犯罪者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评价的负担。在与罪行和刑罚的关系上应该采取罪———责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理清罪、责、刑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定位刑事责任,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浅析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过于依赖"双规"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侦查措施逐渐面临困境,急需采取新的侦查措施来打击职务犯罪。当前国内外诸多有利条件使得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变得切实可行。由于技术侦查措施具有的特殊性质,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侦办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四项法律原则。     

知识产权犯罪的类型化探寻

我国刑法把知识产权犯罪规定在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这一大类型的犯罪之下．从而引起了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的纷争。并且在规定知识产权犯罪时,没有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从而进一步引起司法实务界对知识产权犯罪理解的混乱。为了澄清混乱,我国刑法应该把知识产权犯罪类型化为：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