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由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方便的地理交通条件,桂林聚集了大批全国各地文化名人及民主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把抗战爆发前仅七万余人的桂林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繁荣、民主进步气氛很浓的文化城,创造了辉煌的抗战文化成果。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论近代历史变迁中的中国文化转型

文化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演变必然引起文化相应的改变。在近代这个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重要转型期,中国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波澜起伏,是任其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衰弱,还是在痛苦中完成蜕变,寻找新的突破口？从中国文化的艰难转型中,今天的人们获得了很多重要启示。昨天的历史引领着今天的道路。     

加强文化力建设提升蓝色经济区引擎作用

文化力是蓝色经济区发展的新着力点,是蓝色经济区发挥引擎作用的关键.蓝色经济区在文化力发展方面既有有利条件也存在不足.在发挥自身文化力优势的基础上,努力凝聚蓝色经济区的核心文化力,建立促进文化力发展的制度体系.     

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

陈仪从在重庆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工作开始,一直到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期间,都十分重视台湾光复后的文化重建。他提倡“心理建设”和“文化建设”,重视国语、国文的推广和普及,尤其注重学校的文史教育;同时,他还很重视对民众的宣传和宣导,重视公教人员的培训,以及学校教材和社会读物的编译等工作,努力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在台湾的影响。可是,学术界对陈仪主持下的文化重建工作却有一些截然不同的评价,针对这些评价,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宪法保障之缺失与完善

从新中国宪法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家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尊重、保护和实现。但现行宪法仍存在未将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确认为原则,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范围确认过窄,同时,对国家尊重、保护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义务规定过少,也缺乏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进行有效救济的途径等。因此,需要将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确认为宪法原则,扩大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范围和国家尊重、保护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义务范围,并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等。     

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的理论与实践——以滇藏茶马古道为例

文化遗产廊道是国际遗产保护界内专门针对大尺度、跨区域、综合性线状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维与新方法。面对滇藏茶马古道屡遭破坏的严重事实,构建文化遗产廊道保护战略将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的遗产单体纳入区域性整体保护体系是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以遗产廊道理论为基础,文化遗产廊道在概念、内涵及建构模式方面形成自身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须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以滇藏茶马古道为对象而进行的文化遗产廊道的构建实践,以期为我国类似于茶马古道的线状遗产保护提供有效借鉴。     

少数民族文化风险及其法律规制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风险主要指利益分配不均衡引发的风险,文化贬低引发的风险,少数民族文化尊严被漠视引发的风险,传统文化流失所带来的风险,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风险等。少数民族文化风险的法律成因主要导源于中国历来的产权制度缺失现象在少数民族文化领域的体现,现行文化法制的缺陷,文化类国际公约在中国实施不充分等。域外的社区知识产权模式、公有领域作品使用付费制度、文化财保护制度、生态博物馆制度、土著权利保护模式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风险的法律规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风险法律规制应建立公法与私法并用的混合模式,特别是要构建传统文化产权制度并促进少数民族民众对其文化保护的有效参与。     

旅游影响下滇西北民族社区传统生态文化变迁机制研究

旅游对目的地文化变迁的影响已有较多研究,但由于案例地的特殊性,缺乏比较研究的基础。以滇西北三个民族社区为案例,对当地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的生态文化变迁形态进行了比较性解读。研究发现,位处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客源市场,以及不同的文化借用方式,是导致各社区生态文化变迁形态迥异的主要原因。研究将有助于在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与传统生态文化保护之间探索一条良性互动的发展路径。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文化安全观探析

中共早期领导人尽管没有提出文化安全的概念，但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思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安全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大力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倡导文化革新，主张新的文化创造；强调开放的文化心态，反对盲目排外；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批判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封建复古主义，指出迈向新文化的道路。     

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消解——以法律全球化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法律全球化主要是从法律的技术层面而言,指的是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运行方式、方法等法律自身要素和情形的全球化;它是当下深入研究法律文化问题的重要背景和分析视角。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法律文化冲突在实质上体现为影响与反影响、排斥与妥协、对抗与协调、竞争与共存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法律文化不仅仅是冲突更是冲突的消解,即通过理解与重释异己法律文化,拆解对抗,使法律文化冲突归于整合,出现并立或共存;多元主体的交往、全球治理规则的开放性是法律文化冲突消解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发展则是最终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