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传媒业人才开发问题及模式研究

传媒业在愈演愈烈的竞争中需要大批有较高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优秀传媒人才投身其中。探讨与现代传媒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开发新模式,对于加快宁夏传媒业人才队伍建设步伐,提升宁夏文化软实力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灵渠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与文化战略的民间实施

我国秦代有两项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安宁的伟大工程,即长城与灵渠。从文化特色上看,长城体现的是保守型的文化思维,而灵渠则借助运河的沟通,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开拓性。这两项工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与繁荣均作出过卓越贡献。但是,今日之国人却多知有长城而鲜知有灵渠。不光是普通百姓对灵渠知之甚少,即便是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能对灵渠做系统研究的也不多,故对其历史价值定位及文化开发,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并重新认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利用——以闽江口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例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有别于传统的以房地产推动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传统村落要可持续发展,不仅需保护好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让文化遗产保护与改善村民生活环境、提高就业收入相结合。政府应负起公共文化服务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供给,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参与,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业、社区营造等手段,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在内的传统村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充分利用和传承延续。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文化“三自”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就要正确看待文化“三自”——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提升文化自觉需要提升对文化发展作用、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建设责任担当的高度自觉；增强文化自信需要正确看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外国文化三种文化；实现文化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关键，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制度是保障，人民群众是根本依靠力量，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动力。     

在文化建设中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

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关系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还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因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发展的推动者、文化建设的受益者。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必须充分发扬文化民主,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增强文化建设活动的针对性,让文化服务于人民群众。     

《大学》文化精神对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启示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大学》中的"内圣"主要指内修向度的廉洁修身,是当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基本要求;"以义为利"的价值观念是大学生实现廉洁行为的关键,是内修与外行的桥梁;"外王"主要指外行向度的廉洁修身实践,是大学生实现廉洁行为的过程和路径。     

试论建立健全我国海外流失文物追索法律制度——从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境外成功追回谈起

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境外成功追回，得益于法律保障、专业技术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但我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工作仍很严峻。我国在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包括证据资料搜集困难，缺乏适格诉讼主体，欠缺稳定的专业技术支持以及缺少专门追索机构。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流失文物追索法》，对流失文物的性质、所有权归属以及追索原则等问题予以系统规定，并应成立专门的追索机构，从而有效解决追索过程中的法律依据、证据以及专业技术支持等问题。     

香港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回顾与前瞻

香港的民事司法改革历时十年,彰显了民事司法理念的深度变迁,对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新规则自2009年4月2日正式施行以来进展大致顺利,在克服诉讼拖延、促进和解、发展调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改革终究不是一蹴而就的纸面化改造。在新制度与旧观念相互碰撞又各自发挥作用的时期,如欲推翻法律职业者乃至普通民众的思维定势,变革深埋于制度底层的文化样态,其中的困难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中美商务谈判差异表现的文化根源及应对策略

中美商务谈判的差异表现主要在谈判战略、谈判战术、谈判决策和谈判方向四方面,这些差异可能对谈判造成误解、僵局乃至破裂等负面影响。中美商务谈判的差异表现根源在于中美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思维方式差异和权力距离差异三个方面。为促进商务谈判的成功,可以采用双赢策略、团队策略、尊重策略和语言策略来应对这些差异。     

Heritage Tourism in the Caribbean: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fter Neoliberalism

As neoliberalism has taken root in the Caribbean, heritage tourism has grown enormously. Using examples drawn from the Trinidad Carnival, this article shows how culture becomes a marketing force in the wake of increasingly difficult economic times in the Caribbean. As selling culture increases in importance for the overall economic health of Caribbean economies,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the focus of Caribbean states and state agencies and a basis for state sovereignty. Drawing on Foucault's notion of biopower, the article draw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cultural performances for state revenue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to those perform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