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登记制度研究

双重保护模式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登记的并立,我国分别立法的模式加剧了两种登记制度的分离和相互关系的割裂.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两种登记制度的内在关联,其私权保护的特殊设计为两种登记制度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应该建立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记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一种超越知识产权的新型民事权利

本文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权利性质的探讨。在概括介绍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权利说、传统资源权说、知识产权说、土著产权扩张说等学说的基础上,重点论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与现有民事权利中最为近似的知识产权的差异,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界定为一种新型的独立权利的主张。     

论十六大对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十六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对文化理论进行了全面创新。可概括为15个要点 :提出了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文化要求、先进文化与党的先进性相结合、对待“四种文化”的政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坚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新观点。     

以文化生命体的观点审视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以云南丽江古城为例

在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产地,文化不是以独立的形态存在的,每种文化都有其依附的载体。自然生境、历史意境和创造该文化的人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文化生命体,其中文化是其灵魂,人是其创造者,自然生境、历史意境及人是文化的载体。通过不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文化生命体便得以持续发展。     

纳西族文化变迁中的非均衡性

文化变迁是一场纷繁复杂、生动万千的过程 ,不是某种文化在同一时间全部发生变迁。从纵向看 ,文化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横向上看 ,文化变迁始于文化中某个成分的变化。一个民族与周围民族的交往 ,往往会打破其文化运作的均衡状态 ,又终因文化的整体性特征而形成新的平衡。由于民族间及国家间交往的频繁 ,文化变迁中的自变量越来越难以预测     

全球化与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球化是指所有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全球社会的变化过程。全球化始于经济一体化 ,进而扩展到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影响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为此 ,西部民族文化自身要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发展和创新 ;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要积极探索在新的时期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多种形式 ;警惕全盘西化论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 ,保证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的协调健康发展。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行政管理研究——以云南民族歌舞为例

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旅游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保护和展示的窗口,加强了保护资金的力度,培养了群众基础的同时,如果开发不当,其商业性质又可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来面貌扭曲变形。少数民族歌舞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特殊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本文以云南民族歌舞为例,指出在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政府应通过加强立法工作、理顺部门关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教育,与旅游业相结合、积极推进产业化等行政管理措施,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的双赢。     

农村公共文化民生建设的理论原则与实践途径——以吉林省为例

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现实任务,也是维护和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利实现的具体体现。这对政府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这一要求,政府在改进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文化民生建设过程中要遵循公平适度、需求导向、社会协作的三条原则。在公共文化民生建设过程中,要推进队伍建设,为文化发展储备优秀人才;推进制度建设,为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证;推进社会建设,为文化发展提供发展载体。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注重文化建党

注重文化建党既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 ,又是新的历史条件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课题。以创新精神解决文化建党在新世纪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宪法保障之缺失与完善

从新中国宪法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家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尊重、保护和实现。但现行宪法仍存在未将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确认为原则,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范围确认过窄,同时,对国家尊重、保护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义务规定过少,也缺乏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进行有效救济的途径等。因此,需要将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确认为宪法原则,扩大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范围和国家尊重、保护和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义务范围,并完善违宪审查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