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派驻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构建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展开,派驻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及现实必要性。然而,当前派驻基层检察室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存在职能定位不明确,与内设监所部门的关系不明确,人员、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监督信息渠道不畅通,监督缺乏程序保障等诸多现实问题。只有从制度和立法上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才有利于派驻基层检察室有效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     

浅议看守所安全检察监督

目前,看守所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影响着看守所各项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室要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采取有效方法和措施,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监外执行监督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及完善

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监督管理工作,是监所检察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当前监外执行监管工作中,仍存在着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检察机关必须主动改进法律监督方式,充分发挥检察监督作用,加大对监外执行工作的监督力度,努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检察机关内设审判监督机构合理性初探

检察机关内设部门的科学设置直接关系到公正高效地行使包括审判监督权在内的检察权。民事、行政、刑事审判监督活动具有同一性质,检察机关内部设置审判监督机构,有利于充分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取得监督工作的最大效益,具有可行性。     

机遇与展望: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法治化轨道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应当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职能。囿于法律规定缺陷,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一直未能有效开展,导致大量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存在。回顾我国检察历史,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在从域外经验、理论基础、实践价值等三个角度分析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的同时,建议从司法改革中树立法律监督权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检察监督方式、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促使检察监督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行政诉讼监督视野下的法律监督价值

对我国行政诉讼进行检察监督,目的在于及时调节和疏导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间的行政纠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面对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行政法律监督目的并未完全实现。行政法律监督应当包括抽象行政法律监督与具体行政法律监督两方面。以行政诉讼监督效果衡量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法律监督,其效果并不明显。当前随着大调解格局、法院能动司法、检察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不断开展,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有难点,但也有不少突破点。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因分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本文从社会历史条件的决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选择、民主党派政治态度的历史性转变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成因,回顾和总结这一制度确立和发展的经验,对于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英美法中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适用——以先例推理与原则推理为分析框架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存在区别，二者在推理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适用方法，适用规则的推理可称为先例推理，适用原则的推理可称为原则推理。而根据规范先例推理的四项命题，原则推理只是先例推理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四项命题的存在，法官的推理不总是司法推理，也常常会变成立法推理。先例推理理论的缺陷只能通过实践来解决。     

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有效监督

腐败是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掌握权力的是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个别领导干部成为腐败分子,主要原因是疏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特别是疏于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有效监督。新时代,确保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有效监督势在必行,也存在法规依据。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必须找到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进行有效监督的合理路径:要抓住“关键少数”“关键时期”“关键地方”,在人、时间、地点方面进行重点监督;要加强制度设计,创新监督机制,找到管住领导干部的办法;要加强领导干部思想引领,提高内在素质,增强自律意识。     

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

鉴于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检视苏力的“本土资源”说。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不很成功,以及现代法律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本土资源”被重视不够,而是“社会资源”(即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供给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社会目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