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行政强制措施问题探析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人员滥用或错误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所引发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案件也比较多,同时还可能引发其它社会治安问题。文章就公安交通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与相关行政行为的区别,以及对其的法律控制等方面作个简要的分析。     

论公安机关执法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

公安机关执法质量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文章分析了公安机关执法质量现状,探讨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框架,建立了执法质量的持续改进机制并界定了每一个PDCA循环所应解决的问题,指出了公安机关执法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要点。     

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启示

新公共服务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念,它是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新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行政的底线伦理

行政的道德底线是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所应遵守的最基本的行政道德规范。行政道德底线受行政伦理的层次性特点影响,是扬弃传统官德的需要以及行政环境和行政法制建设中内在契约的要求。设计或者评定行政伦理的底线不同于社会的一般伦理底线,过高不行,低亦不可。行政人员在行政领域活动的公共性特点,决定廉洁自律与公平正义是行政伦理底线中最为基本的两个方面,由此构成行政道德化供给的根本保证和依据。     

"9·11"后布什政府对"敌人"的建构

“9·11”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最迫切需要是识别出美国的敌人。对敌人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即对敌人的抽象化与非人化,对自身国家的拟人化。本文考察了布什政府在“9·11”后对其“敌人”的建构,认为其努力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它成功地塑造了敌人“邪恶”和自身“善”的形象,但这只会是短期的成功。由于恐怖主义的性质,美国又不得不将敌人具体化、扩大化,从而导致了美国在“9·11”后建构“敌人”的长期失败。     

"自委会+公共服务公司":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新模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建立一个民主而富有效率的乡镇治理体系。我国自1983年恢复乡镇一级政权以来,乡镇政府为我国农村的改革、稳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乡镇政权运行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开始凸显,乡镇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本文试从当前乡政村治体制困境分析出发,归纳出当前困扰乡镇治理的两个症结,通过对学界当前几种主流改革意见的评述,拟提出一种新的乡镇治理模式,并对这种模式进行可行性分析。     

对云南省城市道路交通事故的分析与思考——以曲靖市为调研基础

道路交通事故是一种人为灾害,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交通流量迅速增长,道路交通运输日益繁忙,由于人、车、路管理发展不协调,交通事故频繁发生,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曲靖市是云南省一个地级市,其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情况在省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道路交通事故中驾驶人员、交通事故地点、交通方式、车辆类型、道路类型、重大事故问题,进行多个角度的数据分析,对其影响关系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为预防我省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论生态法治建设的发展与完善

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全球范围的日趋严重,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寻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执政要务。重视法治对生态建设的保护作用,是国外建设生态社会的基本经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建设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生态化方面都选择了法治的途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态法律保障体系。我国生态建设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更需要法律的调整和保障。生态文明的建设应伴随着法治建设,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即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律监督活动都要渗透生态的内容,体现生态的要求。     

社区危机管理机制研究

社区危机管理是指以社区为单位参与社会危机的预防、治理、减损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是社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本文对社区危机管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社区危机管理机制的运行,并对其内在联系进行了分析,同时研究了不同社区在社会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反应。     

Deregulation of dismissal law and unjust dismissal in Korea

Using data of Korean court cases, related to the unjust dismissal claims between 1987 and 2000,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deregulation of Korean dismissal law in 1998 affects the incidence of unjust dismissals. Logit estimation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of unjust dismissal rate in Korea shows that deregulation of the dismissal law led to a higher incidence of unjust dismissals. Reasons for this empirical result were explored. These included misinterpretations of the law on the part of employers, due to the disorderly process of legislation and poor coordination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changes in court's adjudication criteria influenced by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finally misalignment of law and economic con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