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东北亚安全困局及其“病灶”探析

2016年以来,因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及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东北亚固有的安全困境更加突出,并引起相关国家及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密切关注。就当前而论,东北亚安全困境具体表现为朝鲜在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其核武器开发继续跃马扬鞭;美韩以朝核威胁为由加强驻韩美军实力,包括不顾中俄强烈反对,决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日本在进一步倚美的同时,趁势拉拢韩国,强化对华敌视政策,致使中日关系频现紧张;美国一方面以应对朝核威胁为由而加强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和前沿部署,另一方面又极力拉紧美日韩同盟,其在东北亚遏制中俄的态势更趋明朗。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深层次原因:一是由于东北亚国家间存在复杂的领土领海及历史纠葛,二是朝鲜半岛南北长期对立,三是日本在历史认知及其与东北亚邻国领土领海分歧等问题上长期采取顽固立场,四是美国搞亚太再平衡,利用东北亚国家间的固有矛盾从中渔利,企图通过对华进行局部遏制而长期维持其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及霸权。未来东北亚安全困境是继续加深、激化还是逐步淡化,取决于上述深层次原因的演变方向。     

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民营消防队困局及出路——以吉林省范家屯镇民营消防队为例

当前,民营消防队的存在适应了消防工作的需要,但对其性质和收费问题存在诸多争议。要解决这一难题,应从民营消防队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一角度出发,政府采取相应举措支持和鼓励民营消防队,走政府 部分民营化的道路,从而体现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性。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

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赢家通吃的市场与过度劳动

当前,企业员工超长工作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研发人员。究其过劳原因,与赢家通吃的市场不无关系。囚徒困境的分析表明,在赢家通吃的市场,企业必须将员工尤其是研发人员的潜力发挥到极限。而对研发人员来说,赢家通吃的市场激励他们主动超长工作;同时,他们还能从研发工作过程和结果中获得精神满足,因而,研发人员的超长工作带有主动选择的性质。因此,在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治理超长工作难度很大,政府通过限制竞争强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加以控制。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可行性及其路径

在中国周边次区域中,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最为严重,而该地区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具备区域合作重要属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能有效缓解安全困境。东北亚地区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缺口,主要由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高居高不下、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中日竞争关系的影响存在,这些因素的根源又是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将东北亚地区逐步纳入“一带一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地区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新的动力,两者有望形成良性循环。俄罗斯、蒙古国和韩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积极,朝鲜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日本和美国态度复杂,但已经很难置身度外。在推动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倡议时,需先从双边合作入手,争取各国均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扩大到中日韩、中俄朝和中朝韩三边合作;进而扩大到多边范围,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设立“东北亚建设资金”,专注于东北亚项目投资;。同时激活和利用大图们江开发计划和长吉图国家发展战略。     

Solving the security–democracy dilemma: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 Tunisia post-9/11

Abstract

Scholarly consensus postulates a sharp contrast exists between liberal values and realist interests in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region, which finds its expression in the ‘security–democracy’ dilemma.? This means the US rhetorical determination to abide by the values of a ‘liberal’ foreign policy is neutralised by the ‘realist’ priority of maintaining US strategic interests, which requires support for friendly authoritarian rulers. Scholarship tends to apply this reasoning indistinctly to the entire region, providing an encompassing framework of analysis for understanding US foreign policy, which is valid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is study challenges this theoretical assumption and argues that while the US might indeed have a comprehensive regional approach in the MENA, the resulting foreign policy follows country-based trajectories that respond to national specificities and the perceived implications for US strategic interests. Exploring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ENA after 9/11,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while the US emphasis on liberalism crumbled when faced with security issues, the US liberal approach to Tunisia unfolded more consistently. Although the US continued formal cooperation with Ben Ali’s regime, it empowered at the same time a coalition of democratic opponents, solving the security–democracy dilemma and positively influencing the Tunisian democratisation.     

我国行政联合执法的困境及改进

行政联合执法作为我国行政主体一种重要的执法模式,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行政执法目标的实现,还可有效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但就联合本身而言,无论其主体资格的合法性还是权力行使保障性等方面,皆处于一种困境之中。本文试图从行政联合执法产生的背景着手,对其基本内涵加以阐释,并对当前面临的困境进行系统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期对改善行政联合执法现状,推进我国政府依法行政建设进程有所裨益。     

完善我国红十字会监督机制的法律思考

当前我国红十字会监督机制面临诸多困境,缺乏制约实效,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法定监督缺乏实效;二是内部监督制度不健全;三是缺乏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四是政府监督强制力不足：五是社会监督难以实践。究其原因主要为我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脱节,慈善法律不健全,内部管理缺乏专业性以及信息不透明。因此,完善红十字会相关立法,健全其内部自律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和公众全方位监督网络,是我国红十字会重塑其公信力的有效手段,也是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