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     

省会城市预算过程中党政首长的作用与影响——基于三个省会城市的研究

以我国三个省会城市为例来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省会城市预算过程中,党政首长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影响着预算过程和预算改革的?研究发现,这三个省会城市预算改革后,预算权力结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核心仍然是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仍然是地方预算过程中实际的财政资源申请的审批者或最终资源配置者.这主要体现在,预算改革后,市委领导下的"行政预算"体制的继续,市政府领导高层预算分配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市长对部门关系以及部门利益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还指出,要准确地表达地方党政首长在预算过程中的权力,需要将其放在一种"关系"的维度来具体化.此外,对预算环境的讨论也是必要的,尤其是政治环境,对于党政首长而言,预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通常都是和政治环境相联系的.     

对党校期刊办刊特色的几点思考

如何把党校期刊做大做强、办出自身的特色,是党校期刊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党校期刊的特色是由其自身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它突出表现在鲜明的党性、理论联系实际以及较强的应用性这三个方面.党校期刊的特色化建设,必须凸显党校特点,创办特色栏目,突出地域特色,充分发挥党校的资源优势;同时还必须强化编辑主体的特色意识,提高编辑主体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创新能力.     

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探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间互涉民事案件呈现增长趋势。现行的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机制亟待完善。文章对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前提及协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析

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家庭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施暴的行为,在我国有渐次多发的趋势,给正常的家庭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现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杀手.在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谴责与法律上的防治、惩戒之外,我们应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纳入刑法体系,以期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基于系统变量改进的产业结构成长对策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

产业结构的成长是每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博弈决定了产业结构成长的未来走向。该文基于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认为产业结构的成长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快慢变量共同作用的过程,科技进步是产业结构系统中的快变量,而心智模式则是产业机构系统中的慢变量。通过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成长的经验总结发现,以科技进步促进产业转型的同时,还要持续改进产业系统中的序参量,才能够持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健康成长。     

“一体双权”:中国政治学的一个分析框架——与景跃进教授商榷和对话

在《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一文中,景跃进教授将政治共同体确立为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揭示维系中国大一统的集权逻辑,搭建了一个国体、政体和政治共同体“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景跃进教授提出的问题及所做出的分析极具启发性,但仍有进一步商榷和对话的空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现代性的国家共同体;现代性国家共同体既服从统一逻辑,又遵循共和逻辑。在“一体双权”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中,“一体”是指现代国家共同体以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族一体等为核心内容的一体格局和统一状态,体现统一逻辑;“双权”则包括“民权”和“国权”,处理二者之关系的制度安排事关共和逻辑能否得到实现。相对于“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一体双权”有一定的理论优势,有可能拓展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范围,为中国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对话提供更加开放的交集空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与总体目标。从新时代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发现如今服务型政府建设还有许多不满足新要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服务范围、服务理念、服务主体和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针对上述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明确服务边界、牢固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加强服务队伍建设、形成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来加以探讨。     

罚款规约嬗变及其软治理路径——以甘孜州长须贡玛乡为例

因罚款规约具有的效用、法律执行中的疏漏以及额外因素的考量,致使罚款规约在长须贡玛乡形成恣意、泛化的现状。同时,实践也证明罚款规约的功能是有局限的,面对罚款规约在治理乡村中存在的问题,要坚持村规民约合法化,调适和配置好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平衡以实现“软治理”,需要对罚款规约进行必要、合理的矫正。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村寨具有独特的文化、美学、经济和社会价值。自2013年国家民委公布了首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单以后,2017年又评选出第二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通过空间分析法对两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省际、区际及族际的定量与定性考察,认为当前特色民族村寨主要集中在西南、华中、华南三大区域,基本呈西南多、东北少的不均衡分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