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阈下警察纪律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警察纪律法治化是警察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的颁布是警察纪律建设的里程碑,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主要体现在完善了警察法律体系,标志着具有公安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初步建立,必将有力地推进警察法治文明建设。与以往的公安机关的惩戒性规范相比,《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具有创新性、严厉性、全面性以及可操作性等特点。当前警察纪律建设要特别注重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在法治视阈下探析《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的适用问题;二是以法治方式推进《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的实施。     

广西边境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广西边境贸易、人员往来、边境口岸等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在为广西边境地区带来发展的同时,也给边境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针对广西边境管理的严峻形势,应不断探索新形势下边境管理工作新路子,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的能力,加快建设安全、和谐、富强的边境地区。     

民俗视角下群体性事件防控对策研究

各类群体性事件的频繁爆发,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最突出问题之一。民俗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和社会软控制的治理方式,可以制约民众的行为,对群体性事件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分析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表现方式,考察民俗与群体性事件防控的关系,从民俗视角研究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群体性事件的防控对策,对防控群体性事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治安学二级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治安学已具备公安学下二级学科的基本条件,即:研究对象从属于公安学,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社会有较大规模的人才需求,具有良好的人才培养基础。但存在与公安学关系不明、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人才培养目标过窄、研究相对封闭和专门学术平台缺乏等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治安学学科建设应探讨秩序与安全的关系以明确治安学在公安学中的地位,构建开放的治安学研究体系以摆脱治安业务思维的限制,加强治安学基础理论研究以指导治安实践,拓宽治安学人才培养目标以适应社会多样化的人才需求,加大扶持力度和政策倾斜以提供学术发展平台。     

监视理论的阐释:历史与批判视角

监视,作为一种全球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起源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态和官僚制实践的增长。现代监视理论是资本主义企业、官僚组织、民族国家、机器式的工艺和新型社会连带发展的自然产物;后现代监视理论则是关于以科技为基础的、以身体为监视对象的、日常的和普遍存在的监视的理论。由边沁和福柯所解释的、与监狱和规诫理念相关联的全景监视范式受到新的社会现实和监视理论的挑战。以风险社会管理为背景,治理可以作为监视研究的一个新路径。     

北京市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

信息化是北京面向21世纪和信息社会的重要城市发展战略,是首都发展的新动力和新主题。本文介绍了北京市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北京市信息化发展的7项对策。     

我国CFO应如何面对新挑战

本文探讨了CFO的起源及作用;分析了我国CFO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成因;针对我国CFO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论"个别教育"在罪犯教育中的应用

监狱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是改造罪犯的有效手段,而个别教育是思想教育的重要方式.个别教育是针对押犯的特殊问题及不同情况而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思想教育,本文阐述个别教育在罪犯教育中的针对性以及促进在押犯良性转化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个别教育效果评估机制和有关法律法规,完善罪犯个别教育体系,加强国家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从而提高我国监狱对服刑罪犯的改造效果,体现监狱教育、改造罪犯的职能.     

关于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几个基本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36条专门部署"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充分表明其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可分解为相辅相成、各有侧重的三个方面——反腐败体制创新、反腐败机制创新与反腐败制度保障,它们分别指向"谁反腐败"、"怎么反腐败"、"凭什么反腐败"这三个问题。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突出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这个重点,强化法治在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     

Petitioning in the Scottish church courts, 1638–1707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use of petitions in, and by, the court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routine petitions and addresses concerning matters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 The former were submitted to the church courts by individuals or groups, and requested that the courts take decisions or perform particular actions. These petitions reveal much about the exercise of discipline, poor relief and ecclesiastical administration, and provide rich evidence of the engagement of ordinary people with the church courts. The second type of petition was usually addressed to parliament or another secular body by one of the higher church courts. In studying petitions on national affairs, we can identify how the formulae of humble supplication were adapt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st, and thus comment on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authorities of early modern Scot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