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几点思考

教育发展滞后是制约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加快教育发展是当前西部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外部性现象分析

农村公务人员高效率的行政行为是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其行为中的外部性问题却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因为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与帕累托最优原则不符,因此通过外部性理论审视与分析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中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在制度层面完善对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措施,弥补正外部性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加大负外部性现象的成本风险。     

西部农村人力资本积聚机制构建

当前我国西部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也远远落后于西部城市地区,很大程度上与西部农村人力资本积聚机制不完善、积聚力很弱相关。人力资本积聚是促进西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西部农村人力资本积聚过程中,要构建起教育——学习机制、能力建设机制、医疗——保障机制、迁徙转移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     

转变职能 服务“三农”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的基层政府,直接面对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围绕服务“三农”去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关系到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以工哺农”发展新时期的到来,农业与农村工作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镇政府职能必须由侧重经济建设,向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     

民族落后地区化解社会不和谐现象的对策探讨——以广西为例

在民族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社会分配不公之矛盾比较突出、医疗卫生事业薄弱、扶贫开发任务艰巨、就业岗位供给不足和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日渐突出、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等方面问题仍在相当程度上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鉴此,现阶段也就有必要加快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夯实化解社会不和谐现象的物质基础;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构建起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社会安全网;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广泛开展平安建设,以便形成化解不和谐现象的社会基础。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新农村"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权之法理分析

农民工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产生的新兴社会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就业权益的保障和实现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旧体制的制约,有的甚至还存在法律的盲区。深入探讨农民工就业权的法理依据,透析我国农民工就业权的保护现状,进而寻求促进和保障实现农民工就业权的对策,对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保障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胡锦涛的“三农”思想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是当前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加强“三农”工作的思想和观点,应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近代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的城市发展——以甘宁青区域为考察对象

在现代性因素的“跃进”性扩散下,以洋务运动为先声,19世纪后期的甘宁青地区也开始了缓慢而曲折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城市亦随之出现转型并得到一定发展。但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先天不足,再加上长期战乱不断、对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偏差等后天的人为主观能动性的缺失,较之东、中部等地区而言,近代甘宁青地区的城市发展又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不仅城市发展缓慢,而且城市早期现代化水平也十分有限,这种滞后的城市发展又对区域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论经济不发达地区如何发展文化产业

我国广大的经济落后地区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文化有了巨大发展，但与先进省、市相比，差距还很大。深入研究这些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思路，真正让文化产业成为该地区支柱产业，当前应重点解决五个方面问题：更新观念；确立文化战略；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培育文化市场；完善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