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问题探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于控辩协商基础之上,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自愿性是这一制度中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必须通过科学的程序对审查起诉和侦查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为保障认罪协商的实质自愿性和客观公正性,有必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增强平等协商的可能性;以有效辩护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值班律师制度,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制度功能;在保留被追诉人上诉权的同时,要从上诉事由、二审审理方式等方面对上诉权进行适当限制,在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间进行平衡。     

认罪认罚视野下值班律师制度的思考

在控辩审刑事诉讼格局下,肯定值班律师辩护人诉讼身份的应然定位是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保障,也是认罪认罚适用简易程序的正当性基础。文章在论述这一正当性的基础上,从界定值班律师诉讼身份、明确介入时间、强化诉讼权利及保障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具体构想。     

董事注意义务的民事责任研究

在我国,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相关规定尚不规范,在公司法相关法律中也没有详细规定,且执法中受到查处的个案也比较少。这种现象与制度本身的不健全、对规定解读的多样化、查处手段单一等直接相关。本文以新公司法的内容和结构为基础,着眼于"董事注意义务的概念界定"、"董事注意义务的内容和判断标准"、"董事注意义务的民事责任"等内容对董事注意义务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近年来公司法理论和实务的最新发展对董事注意义务的立法完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中的检察监督

在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下，为了使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规定符合正当程序的理念，得到有效实施，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创制性解释”，弥合制度中的罅隙，使检察监督技术侦查的启动、实施，是较为妥行的方法。这种监督还应考虑到技术侦查行为的各种特殊形式，尤其是紧急情况下的侦查和附带型技术侦查，因此，必须结合我国职务犯罪的侦查监督体制设定可裁量性标准，以利于检察监督。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若干疑难问题解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个渎职罪。从立法规定看,本罪的实行行为表现为滥用职权行为或者玩忽职守行为。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是本罪的渎职结果,其与行为人的渎职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本罪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尽管立法没有对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作出明确规定,但其并不是复合罪过形式,仍然是单一罪过形式,因此,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应结合其实行行为来确定行为人的罪过形式。     

把握职责定位 践行科学发展 努力推进公安信访工作持续良性发展

公安机关在执法服务理念、信访管理手段和工作方式等方面存在不适应性,应当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公安信访工作的职责定位和人民群众对公安信访工作提出的新期待、新要求,明确：一、践行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第一要义是发展的要求,开拓创新,要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水平上有新提升;二、践行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理念,要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上有新提高;三、践行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创新信访工作长效机制,要在实现信访工作的良性循环上有新突破。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及适用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许多案件触目惊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食品安全领域的渎职行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权保障理念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以新刑诉法实施后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关系到对侦查权力的限制和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西方法治国家职务犯罪侦查模式通过合理规制犯罪控制程序来促使保障人权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在新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检察机关应立足本土实际，以强化人权保障、有效打击犯罪为出发点，结合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现状及问题，针对人权保障理念下如何实现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努力完善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     

论汉王朝在贵州的行政建置

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先后设置了犍为、牂柯二郡,贵州被纳入汉王朝的行政区划。其中牂柯郡共领十七县,有的在今贵州境内,有的只辖及贵州的部分地域。且兰是牂柯郡治所在地,汉阳县治曾为南部都尉治所。在汉代的牂柯郡内,现今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这些汉墓群所分布的区域,与历史文献中的牂柯郡的范围基本一致。出土的众多文物,从一个侧面说明汉代的牂柯郡主要在贵州境内,而牂柯郡治应在安顺宁谷一带。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