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加油模式下安全保障问题的法律分析

自助加油是一种新型加油方式。自助加油这一行为使得消费者与加油站之间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加油站若未尽义务给消费者造成损失，则应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若未按正确的操作流程加油或因其他行为而给加油场所的安全带来威胁，给加油站及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失，受害人既可要求违约赔偿也可要求侵权损害赔偿；若给加油站内其他消费者或停留者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失，受害者可要求侵权损害赔偿。另外，加油站属于公共场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若未采取一定的安全保障措施则应承担侵权责任。     

义务犯的正犯原理

义务犯是一种有别于支配犯的独立正犯形态。义务犯之义务是一种专属于义务主体的积极义务,该义务未必是来自于刑法之外的先刑法义务。一方面,义务犯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一是能够克服传统理论对身份犯处理的误区,并赋予身份性构成要件以特殊的地位;二是弥补传统支配犯理论在处理不作为犯上的不足,并为解决不作为犯中的理论难题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义务犯走向过度保护法益的消极面,也要对义务犯的适用空间进行合理限缩。     

纪检监察机关在作风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在作风建设中,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委政府抓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助手,承担着协助党委政府抓好党风政风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教育、监督、惩处、保护、组织协调等职能,努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积极推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的建设,促进党风政风的进一步转变。     

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研究

信义义务是公司董事的基本义务。在公司收购与反收购过程中,由于董事和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对董事的信义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标公司董事除应遵循公司法中有关董事的一般信义义务标准外,还负有一些特殊的信义义务,这些特殊义务主要包括决策谨慎义务、防御适当义务、全面披露有关信息的义务和最大限度地维护股东利益义务等。为了使董事信义义务的判断更具有可操作性,可考虑采取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利益标准、正当目的标准、商业判断原则标准等多重标准。     

论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或不正确使用,其源头是异化的公权力运行。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是监狱中行政管理权、执法权行使过程中的异化。根据公权力运行规律,只有在"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开放、科学的决策机制,消除异化权力的非正当性目的,引进多主体参与行权,打破异化权力得以实现的自满足结构,建立监狱工作与多方社会组织的流畅交流,打破监狱系统封闭的行权环境,才能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     

村干部职务行为及其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研究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新时期执政党治理腐败的主要思路。在广大农村,鉴于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因村干部腐败行为而引发的各类问题和矛盾,如何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防范廉政风险已是当下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课题。从农村工作实际来看,村干部的职务行为主要围绕“政党代言人”、“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三个角色而展开,其廉政风险点主要集中在思想道德、岗位职责、制度机制三个方面,相应的风险防控也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     

社会保障主体义务分担机制研究——以政府履行社会保障义务为视角

2011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社会保障模式.历史和现实昭示:各级政府履行社会保障义务的优劣,直接影响公民各项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应针对政府履行社保义务存在的问题,根据不同社保项目的特点,确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社会保障义务的机制.     

论吸收犯的罪数本质、成立要件及类型

吸收犯不是异种数罪之间的吸收,而是形式上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数行为之间的吸收。这种吸收的根据在于数行为共同侵害了同一对象之同一法益,只能被评价为一个犯罪。吸收犯的成立要件包括:数行为在形式上都符合犯罪客观要件,数行为侵害同一对象之同一法益,数行为由同一主体实施。犯罪意图、犯罪目的、犯罪计划等主观要素并不是吸收犯的成立要件。吸收犯应当划分为两类六种。"法条内容的吸收"并不成立,所谓"伴随犯"也不是吸收犯的类型。它分别属于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     

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再检讨

以保险法和海商法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从确定告知义务的角度、广度、深度以及维度,对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进行了全方位的研讨,力求对告知义务进行一个立体化的解析,以达到准确使用法律之目的。     

‘That wicked rule,that evil doctrine … ’: Reforming the Law on Disclosure in Insurance Contracts

The Consumer Insurance (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Act 2012, which abolishes the consumer assured's duty to volunteer information, heralds the first successful outcome of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Law Commissions current insurance contract law reform proje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defects of the common law duty of disclosure which the Law Commissions sought to address. It goes on to consider why previous legislative attempts failed, the self‐regulatory measures introduced by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s a means of resisting earlier pressure for statutory intervention, and how that resistance broke down.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scope of the 2012 reforms and the current consultation being undertaken in respect of the duty of disclosure in relation to business insurance. It concludes by ass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ute in providing a necessary impetus for future insurance law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