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的思考——兼评最高人民检察院“批捕提级”的《规定》

我国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一直面临着理论界的质疑和司法实践的困境。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决定将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这对于优化犯罪嫌疑人的救济程序,强化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的外部监督,以确保决定逮捕权的正确履行意义重大,但如何在严格执行改革后的程序的同时,从观念上厘清认识,并采取相应配套措施加以完善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论我党领导的早期公安保卫机关——肃反委员会

文章论述了有关我党领导的早期公安保卫机关--肃反委员会的建立、组织机构、任务作用、历史功绩以及教训等方面的问题.研究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做好今天的公安工作,促进中国人民警察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性职务犯罪信息化预防机制初探

职务犯罪的预防由于其程序的前置性，在先天上具有职务犯罪单一打击所不具有的优势。涉及经济问题的各类职务犯罪行为中。行为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途径都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特征模式，在此基础上对过程行为进行控制，就有可能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这种控制行为建立在犯罪控制的理论基础之上，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设置屏障，阻断人为因素的干扰，使此类涉及经济活动的职务犯罪得以有效的预防。     

公共管理视角下的警务社会化思辨

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受到社会基础、公安机关自身观念、公安机关组织体系、社区民警数量和社区民警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从另一侧面为当前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深化警务改革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即对警察工作而言,警务社会化同样必需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企业化运作。警察机关、警务工作和警务改革不应该只强调其特殊性而固守旧法。公共管理视觉下警务发展趋向是:用企业化管理模式规划警务,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警务的社会化和允许有多样市场化的表现形式。     

陷阱侦查及其救济程序建构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方法,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会转化为陷阱侦查。陷阱侦查不仅与侦查机关的职责相悖,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对陷阱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需要明确陷阱侦查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并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     

简论职务犯罪初查所获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

判断初查所获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效力,关键在于看其是否符合证据材料成为定案依据的条件。除了客观性和关联性之外,证据材料成为定案依据还要具备合法性。初查作为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理自侦案件时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有着合法的依据,严格依照规定进行初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理应具有合法性,具备了证据材料成为定案依据条件的初查所获证据材料也理应具有证据效力。     

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在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可谓百家争鸣。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定性与处罚,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律适用刑法第133条第3档法定刑,而应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定罪与量刑。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之夸大、资格刑功能之错位、罚金刑地位之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上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高校教师权利与义务的法治新解读

高校法治建设不应忽视高校教师群体,高校教师权利与义务的现状不容乐观。高校教师的某些应有权利应予规范化,形成权利保障机制;同时,高校教师的某些道德义务应予法定化,形成监督制约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正处于突发公共事件高发时期,各种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刺激公众的神经。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有助于当事人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恢复心理平衡,安全度过重大打击后的危险期。这主要包括:危机发生的严重程度、人们对危机的了解程度、政府信息的透明程度、个人心理素质的高低等影响人们社会心理的“四大因素”,适时、效用、人本、全局等其建构的“四大原则”,干预咨询和组织系统、信息共享和处理系统、新闻报道和通讯系统、组织指挥和协调系统、专业的紧急处置系统等“五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