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的文化责任

文化责任应成为政府担负的重要责任。文章认为,文化责任是政府在行使职能与服务中所具有的文化精神,并由此体现和形成的文化价值与理念、文化形象与导向,通过文化执行能力和管理能力,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生产力。政府的文化责任对社会是一种指示和标志性的行为,它与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共同形成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     

性权利与婚姻的冲突与衡平

婚姻是对性的某种束缚,配偶权与性自主权之间存在固有的张力和冲突。平衡配偶权与个人性权利的关系,不仅要考虑到个体的自由,也需要捍卫婚姻的合理价值。为此,强化配偶间的忠实义务、同居义务的同时,对非婚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适度宽容和规范,改革离婚法,以促进个体的性权利的实现。     

代表性建设是参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

代表性建设是参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民主党派的代表性建设,要正确认识民主党派的代表性问题,正确处理民主党派的代表性与代表件人士的关系,正确处理政治思想的进步性与成员思想观念的广泛性、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成员具体利益的多样性、一般成员与代表性人士、中共党委的肯定与民主党派成员的认同、领导班子中整体的代表性与成员个体的代表性之间的关系,正确把握理论建设、人才培养和机制建设三个主要环节.     

关于警务危机干预理论与实践探讨

警务危机干预理论和技术是公安机关做好群众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它可以大大缓解矛盾激化而可能引发的恶性事件、案件的发生，也可以提高公众心理危机认知水平，预防心理障碍和疾病的发生，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适应社会环境，化解因社会矛盾而引发的心理困惑．减少不必要的对抗和冲突．引导并创建祥和文明的社会，是新时期探讨警务工作机制的又一重要工作方式。     

孝、心安与法院判决中的“精神赡养”

传统社会中的孝包含养和敬两方面内容。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关于赡养费的规定来实现养的部分。近几年法院试图通过判决子女的探望义务,即精神赡养来实现敬的内容。但精神赡养离传统中的敬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孝的实现必须有相关制度加以保证。传统社会中,孝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不仅有礼作为制度化的表现,而且有法为其提供赖以存在的条件。礼和法不仅实现了孝中的养,而且促成了孝中的敬。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精神赡养并不能真正实现孝所要求的敬的内容。     

不动产交易信息披露义务研究——基础框架的设定

信息披露在不动产交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复杂的难题。通常来说,信息披露义务的根据具有多元性,既包括效率也包括道德和政策。而信息披露义务的设定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如信息的性质、信息取得的社会价值、信息主体等,该义务的设定必须实现一般原则和例外规定的统一。信息披露的范围极可能是内在于不动产也可能是外在于不动产,法律对两者的态度不完全一致。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则可能适用错误、欺诈、显失公平甚或违约规则进行处理。     

国家立法赔偿的逻辑

现实中有立法赔偿的需求,但在学理上却无法提出完整的逻辑论证,应当在纷繁的论争中分清事实与逻辑,通过审视事实背后的逻辑来完成对立法赔偿的理论论证。对于针对特定主体的违宪处分行为或明显过错下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应进行国家赔偿,其过错由议会集体承担。     

关于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腐败现象迅速孳生。以权钱交易、权力滥用为特征的职务犯罪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其在刑事犯罪中所呈现出的蔓延之势,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文章在简介职务犯罪概念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并探讨了预防与惩治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论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刑事责任

自动驾驶汽车是人类研发、制造、使用和管理的智能产品,不是犯罪主体或刑事责任主体。在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其生产者、使用者和其他人员难以按照我国现有刑法的罪名定罪处罚。除非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有专门的规定,驾驶位人员不接管汽车或接管后无力改变交通事故结果的,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或其他管理过失犯罪。驾驶位人员的注意义务是阻止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下发生交通事故,其注意义务不应过高。允许的风险、紧急避险理论不能为自动驾驶汽车紧急路况处理算法的生产与应用提供合法、合理的解决方案,生产者遵守算法安全标准仅可以使生产行为合法化。鉴于现行刑法不适应自动驾驶汽车应用的特性,我国应当建立以生产者全程负责为中心的新刑事责任体系,使之在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和应用两个阶段承担安全管理责任,生产者拒不履行自动驾驶汽车应用安全管理义务且情节严重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排污方责任或第三人责任——对于《水污染防治法》法律责任的反思

本文章对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四款规定的反思。作者认为，水污染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先由排污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不符合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理，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不能完全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能提高水污染案件的解决效率，更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建议立法者将第八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细化，分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责任，并引进发达国家的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救济制度，真正做到利益衡平和法律内部的协调统一，在充分保障污染受害者的权益的同时也维护企业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