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者安全健康权益的保障

保证生命安全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安全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特征。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伤亡事故频发、职业危害严重,劳动者安全健康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有实现安全发展,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才能和谐稳定,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保障劳动者安全健康切身利益这一现实问题入手。     

论对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人权利的保护及其完善

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人直接基于合同享有的权利为债权。预售合同登记与否不影响购买人享有债权,但对购买人权利效力的强弱有影响。现行司法解释在一定情况下赋予购买人权利以物权效力保护,但在权利定位、对抵押秩序的影响和与物权法定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大陆法系民法承认物权与债权区分的局限性,以预告登记制度保护不动产物权受让人。我国应借鉴预告登记制度,更新认识并改造预售合同登记制度,完善购买人权利保护。     

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研究

基于横向财政平衡的需要和地区合作博弈的结果,产生了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概念。我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横向转移的实践,但在我国缩小地区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当前的财政改革和立法背景也提供了建立这一制度的现实契机。在我们正在修改的《预算法》和将要制定的《转移支付法》中,应该对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予以规定,相关的配套改革也有待继续推进。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管窥我国的法治进程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是我国治安管理领域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所反映出的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对警察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对程序法制的重视,无疑是我国法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它自身立法模式的相对滞后以及一些具体内容在理论界所引起的争论,也反映出我国的法治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权益保护

在执法过程中经常发生警察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为了维护警察的合法权益,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设立专门的警察权益保障机构。同时,警察执法要配备非杀伤性的控制性警械,要增强自我维权意识。     

论公民基本权利效力的结构特点——兼辨宪法私法化与宪法司法化

公民基本权利的效力主要由公法效力(直接效力)及私法效力(间接效力)两个层面所构成,而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效力分别为宪法司法化和宪法私法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公民基本权利效力结构二元性是指公民基本权利同时具有公法效力和私法效力。其基本秩序是以公法效力为主、私法效力为辅。中国宪政的选择应以近代立宪课题为重心,以宪法司法化而不是宪法私法化为宪政实践的真正方向。     

中国海外劳工的安全保护

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海外就业的中国公民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何确保我国海外务工人员的安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文中首先探讨了困扰海外中国劳工保护的主要问题,接着介绍了美国的相关立法经验,最后提出保护中国海外劳工安全的具体建议.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

金融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     

Forced Migration Studies: Could We Agree Just to 'Date'?

This essay questions the soundness of a scholarly shift awayfrom ‘refugee studies’ in favour of ‘forcedmigration studies’. It contends, first, that subsumingrefugee studies into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forced migrationstudies may result in a failure to take account of the specificityof the refugee's circumstances which are defined not just bymovement to avoid the risk of harm, but by underlying socialdisfranchisement coupled with the unqualified ability of the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spond to their needs. Second, itargues that forced ‘migration’ (rather than, forexample, forced ‘migrant’) studies encourages afocus on a phenomenon rather than on the personal predicaments,needs, challenges, and rights of refugees themselves. It maythus contribute to a lack of criticality in relation to policieswhich subordinate refugee autonomy to the pursuit of more systemicconcerns. The first concern is illustrated by reference to theemergence of the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category, the second by reference to the determination to findand mandate ‘durable solutions’ to forced migration,including to the movement of refuge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