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试论扩大我国产业工人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

随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产业工人对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要求.保障工人合法的政治权益,关键是要有序扩大工人政治参与的途径.一方面,要切实保障产业工人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大力提高一线工人包括农民工入党的比例,是保障工人政治参与的重点和难点.     

浅析新疆境内毒品原植物发现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实施一年来，落实禁种、禁制、禁贩、禁吸的禁毒工作方针使禁毒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运用卫星遥感、人工踏查、动员社会力量和发挥刑事技术作用等各种手段。发现违禁种植毒品原植物，是彻底铲除毒品原植物在新疆境内种植的前提条件。上述四种手段的综合运用，相互补充。将在新疆禁毒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谈提高公安应用写作教学效率的途径

传统公安应用写作教学注重学科知识,把传授知识作为教学工作的主要任务,教学效果自然不理想。为了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必须在教学中不断探索、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质量。文章针对提高课堂效率这个现实课题,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几个方面谈几点认识,以期对公安应用写作教学有所裨益。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研究简

长期以来,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缺陷、行政检察法律体系发展迟缓以及主观方面的认识偏差等原因,导致其在实践中一直被束缚在对行政生效裁判的审查抗诉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迟迟得不到全面发展.结合检察机关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司法实践,从探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应然意义出发,对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监督对象、范围以及方式等提出几点建议和展望,以期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能够突破现有制度的藩篱,建立符合其自身规律和要求的制度模式.     

论柔性行政方式及其法治化

刚柔相济、柔性优先是柔性行政方式的一般运用原理,也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应然趋势。但作为行政行为理论中的"新生儿",柔性行政方式面临着理论研究滞后、制度保障缺乏、行为易被异化等问题,亟须被纳入法制化轨道。按照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从重构行政法学体系、革新行政服务观念、坚持法治底线原则、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建议,有利于提高柔性行政方式的法治化水平,形成以人为本、刚柔相济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治模式,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和行政法治原则的贯彻落实。     

抗战时期我军干部的选拔方式

抗战时期,我军在探索干部选拔方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一是坚持全面历史地综合考察干部;二是突出在斗争实践中选拔干部;三是严格按照程序选拔干部;四是注重运用群众路线选拔干部。这些方法的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军抗战时期干部队伍的建设,确保了干部质量的提高。     

和谐思维方式的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传统的思维观念已经不能很好的指导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的发展呼唤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就需要建立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谐的思维方式一经建立就会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和谐的思维方式在处理我国现阶段各方面的矛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加快步伐,更新观念,努力实现和谐思维方式的构建。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中国模式

两大法系国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可以概括为“控方证人”和“普通证人”两种模式,两者体现出截然不同的诉讼理念和价值取向.中国的侦查人员基本不出庭作证,实践中通行的是“情况说明”模式,主要通过提交书面说明材料的方式作证.这种模式的形成与我国的诉讼结构、庭审方式、业绩考核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等因素息息相关.两个证据规定明确要求侦查人员在法定情形下必须出庭作证,但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司法实践都表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个难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保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的实施,必须改革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构建以裁判为中心的纵向诉讼构造,提高庭审效率和律师辩护技巧,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救济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范与价值构建——以“高危驾车”为视角

近期由醉酒驾驶、飙车等“高危驾车”行为引发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频发，而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该行为定罪量刑的争议不断。而以有利于司法裁判为出发点，由规范与价值的二元视角为方法论，展开对“高危驾车”行为的主客观分析，可以确定上述行为能否被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由驾驶人在事发之前、事发之际与事发之后的行为事实为根源，分别抽象出“模型化”的证明方式，以推断其主观意识与意志因素，进而确定其主观罪过；在客观方面，对“高危驾车”案件所具有的共同行为事实进行价值抽象，以构建出广泛适用的客观行为评价模式，由此形成对类似案件的一般评价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