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思考

司法在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具体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因此出现了许多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本文在考察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内涵和生成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完善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对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

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政府保障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是由政府的本质特性决定的。从组织特性来看,政府具有公共性,政府职能的本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从科学发展的视角来看,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塑造服务型政府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     

中国公众的政治疏离感及其影响因素

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政治疏离感是一个长期得到重视的话题,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政治疏离感会影响政治的稳定性,从而过分强调了其反政治性。然而,在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中国,分析政治疏离感形成模式上的多样性和其文化基础却是需要研究的重点。笔者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08年中国公民意识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公众的政治疏离感主要受到性别、教育、政治涉入、政府评价的影响。     

完善地方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思考

政府绩效评估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推力,也是检测服务型政府行政效能的有效方法。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地方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价值观扭曲、指标设置不合理、评估主体单一化和评估程序性不足。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地方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与对策。     

治理视野中的城市商务区政府管理与服务模式分析——以北京市东城区东二环交通商务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为个案

商务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监管和有效服务的功能,而商务区政府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合理的管理与服务模式的构建。本文认为,通过理顺商务区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企业的关系,发展各种企业协会组织,搭建政府、企业、社会合作的有效平台,有助于建设和谐商务区,为商务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软环境。     

认真履行政府责任 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纪要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作为政府的责任,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文章记录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十余年的探索之路。     

政府采购法制之发展路径:补正还是重构

国务院《2009年立法工作规划》明确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列为重点立法项目,期冀以此完善实施不尽理想且近年来多为理论界批评与诘难的政府采购法制。借助具体化技术制定实施条例以解决法制不明确、不具体、缺乏操作性等问题是一种立法技巧与智慧;但希求其消弥政府采购法内在矛盾与冲突,则既基于错误的认识前提,也是对法制变迁传统路径之依赖。它不仅不能真正走出政府采购法制实施不理想之困境,反而进一步突出和固化了政府采购法制的内在不协调,增加了必须加以治理的新问题。现代制度变迁"硬核"理论和功能主义立场则昭示:重构才是政府采购法制变迁的应有路径。     

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

学说和立法草案多有以合同解除制度吸收风险负担规则的主张,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两者的交错也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合同解除制度和风险负担规则具有各自的优势领域,解除一元论和并存模式是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制度安排。在我国合同法采并存模式的背景下,风险由债务人负担时可择一适用,但需就解除权期间、清算关系中的诉讼时效、风险负担抗辩等问题作出特别处理。风险由债权人负担时应当否定债权人的解除权。瑕疵给付时的解除与风险负担应适用合同法第148条、第149条的规定,但在立法论上有重新斟酌的必要。持续性合同可类推适用租赁合同的规定或部分解除制度。清算关系中的风险分配可有限制地准用合同法第148条的规定。     

《鹿特丹规则》下批量合同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鹿特丹规则》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将批量合同明确纳入了公约的调整范围,并对批量合同采取非强制适用的原则。但《鹿特丹规则》对批量合同定义的模糊性以及合同自由在批量合同范围内的应用,都可能危害一部分托运人的利益,而《鹿特丹规则》又未对其给予足够的保护,可能会有碍海运法规的国际统一。通过对《鹿特丹规则》中与批量合同相关的条文进行分析,探讨和评论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非单一性：船舶建造合同法律属性之特征

船舶建造合同既有买卖合同的特点,又有承揽合同的特征。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于船舶建造合同法律属性的认定各不相同。比较分析各主要航运国家对船舶建造合同法律属性的界定标准,指出船舶建造合同的法律属性不具有单一性,应首先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判断标准确定船舶建造合同的属性。在缺乏明示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借助其他因素确定合同的主要特征,推定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果仍无法推定,应认定为混合合同,根据具体争议的类型,确定其法律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