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纪,回眸沧桑——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

文章紧扣 2 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 ,论述了 2 0世纪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为迅速 ,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中 ,美国的崛起 ,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尤为突出。它拥有着世界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同时 ,作者也展示了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发展情况。但在短时期内 ,几乎没有取代美国的可能 ,并预言 :在人类社会进入 2 1世纪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格局仍将继续保持一超级多强的特点。     

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

唐宋处于中国封建文明史的转型时期,包括封建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繁荣兴旺的商品经济相适应,唐宋政府的商业政策亦随之进行了调整.概而言之,主要是由专卖榷利制度向注重征商转变,商税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扶商政策出现并付诸实施.     

从时间观的差异探讨中国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区别

在中外思想史上,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思维方式往往不可能脱离其文化背景而独立存在.先秦思想家阐释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从古希腊哲学家到黑格尔所阐释的西方古典思维方式,两者之间的主要特征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区别,这导致中西方古代思想史上对时间范畴及事物变化过程理解的差异,致使中西方古代科学家们采撷的智慧之果亦有所不同.如果摈弃思想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发掘文化遗产;促进文化交流,并增进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寡居女性有的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熏陶而不愿再婚,有的受先秦两汉以来寡妇再婚以及北朝少数民族婚姻开放风气的影响而再婚.由于受门阀等级内婚制约,再婚双方都较为重视对方门第.男姓再婚虽然在礼法方面有许多限制,但在实际生活中礼法限制则形同虚设,但也有受传统礼教观念影响较深的男子终身不再娶.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在云南的贯彻执行

云南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规的贯彻执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选举自治机关过程中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其二,自治机关的立法过程;其三,自治机关与上级国家机关协商、监督、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其四,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司法机关的执法过程.云南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已取得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     

企业经营中的品牌战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品牌战略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出来。品牌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于提高企业的营销水平和产品本身的素质 ,进行科学的品牌定位 ,并不断推动牌品的升级成长     

论中英两国刑事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及检测方法

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一直是各国主要关注的问题 ,而证言运用的核心又在于证言的可采性问题。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 ,对中英两国刑事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及检测方法作了具体分析 ,认为中英两国刑事证明标准的不同 ,决定了两国证人证言可采性标准的差异 ,从而导致检测这一标准的方法也各异 ,并认为英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及由此决定的证言可采性标准有可资借鉴之处     

西部大开发与教育产业化分析

教育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教育产业化是加速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形成,增强西部经济竞争实力的必要手段;教育产业化是西部、特别是陕西省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这样有利于充分地开发、利用教育资源,早日实现赶超战略;在“过剩经济”到来的今天,教育产业化将创造出新的需求热点,从而成为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教育产业化将使教育本身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有力推动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传承与当代战略选择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关系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粮食安全化与政治化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此,重新发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的粮食安全思想,从粮食对国家安全、国家权力以及国家道义层次考察彼时粮食安全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生粟之国亡”,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富国以粟”,粮食是国家富强的保证;粮食关乎人心向背和国家道义。齐桓公为建立霸业实施了粮食外交与粮食战略,开创了现代粮食战争的先河。“不生粟之国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核心和根本,也是对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再发现的落脚点。基于此,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应立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积极开展粮食外交,实行粮食“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这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物质基石。     

万历四十七年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浙直总兵”考

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使者单凤翔一行渡海到达日本.单凤翔带来了两年前明朝“浙直总兵”申致日本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外交文书,试图就海盗问题与日本德川幕府进行直接交涉.关于这一“浙直总兵”投书德川幕府事件,明朝方面的史料难以考见,日本方面却留有颇多相关记录.但是,关于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王姓“浙直总兵”,日本方面的史料不明其人,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也均未对之做过相关阐释.文章试对该“浙直总兵”做考述,并因以管见当时中日交涉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