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哲学思考

人类历史的社会形态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依照这个法则,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永恒的,它迟早要被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过卓越贡献。在他的努力推进下，马克思主义开始以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他较早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这一重要命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并形成丰富的理论成果。     

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历史语境与百年论争

晚年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这位共同合作40年的挚友思想的权威解释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他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彰显了科学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其中呈现的思维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这种思路后来遭到多种质疑,澄清这个问题,需要理解围绕晚年恩格斯展开的百年论争的实质,在历史语境中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关系,进而在当代视域中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广博性和大众化特征。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The faces of death: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in the past

In mortality research,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trong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ls in mortality levels and in modern mortality decline, as the analysis of this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might hold the key to explai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 change. The use of historical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data has proved a challenging, although very insightful, means to this end. The four contributions to this special issue focus on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in the past, both to reassess older data using new insights and to challenge existing insights by using new data and methods. These papers, of which earlier versions were presented during the thirty-eighth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SSHA) Meeting in Chicago, 21–24 November 2013, explore mortality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life course, ranging from early infancy to old age. Moreover, each paper revolves around a different group of causes of death. Although the papers are in many ways rather different, together they demonstrate how different data,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methodologies can push the boundaries of research into the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historical mortality patterns.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党内民主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重大历史课题,经过90年的艰辛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有着深刻教训。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党内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丰富发展党内民主理论,既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实践需要。     

“出草”：一个猎头习俗的文学社会学旅程

“出草”猎人头,是一种消逝了的先民习俗,并非台湾原住民独有,但对“出草”的书写,却是台湾近代以来活生生的文化载体。“出草”在战后台湾文学中被呈现的面容,或诉说了几百年间原住民族的生存、抗争历史;或寄托着知识者缘少数族群问题进行的社会批判与反省,甚而,对萎弱的现代人格之出路的想象;或在当代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的背景下,成为某些主流论述——譬如多元文化主义——的注脚。本文追寻“出草”的文学旅程,一以探求战后知识者响应其时代、探寻思想出路的多重样貌;一以理解台湾的文化生态与现实政治。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必然性的思考

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赋予了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以强大的经济动力,为继续走向社会主义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通过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价值的原因、实质、认识的变化方面进行分析并得出要注重实践性、战略性和价值性三方面的启示,进一步提高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突破与创新谈起

五种社会形态说把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当地扩大了适用范围和理论外延,并作为理论公式被机械地套用。这样不仅无法解释大量历史现象,而且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文明类型学说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扩展了考察视野,转换了理论视角,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解释力。文明类型学说对于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研究成果对深刻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汲取其精华,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研究的中心内容,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反腐治本之道：制度推进、参与氛围和常态化反腐路径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富裕,改革进入了矛盾冲突的多发期,贫富差距和遏制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反腐败作为保障分享式发展的基础环节,不仅要惩戒贪腐,而且要提供一个公平、透明和利益分享的公共秩序,从而让更多的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且富而有礼。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看能否在既得利益、权力和人情的复杂纠葛中探寻到腐败扩散的机制,进而通过制度推进和公民参与来阻断它并进行主动防御。这便是公民文化框架下的防腐扩散机制。它包括微观结构上的资源开放、规则透明、问责制等流程,和宏观秩序上基于“民治才能民有”的制度建设和形成“人人起来负责”的参与氛围。这种微观结构与宏观秩序的互动,将有效稳妥地解构既得利益圈子,使熟人文化走向公民文化,形成对腐败的普遍抵抗机制,从而克服古典治理的困境,冲破“历史周期率”的命运,最终完成中国社会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