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受贿的认定——以收受未变更权属登记房屋为视角

文章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入手,结合受贿罪的司法审判实践,对以＂借用名义＂收受未变更权属的房屋——进行具体分析,提出相关的意见。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统一战线服务社会管理的思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统一战线与社会管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邓小平对提高党员质量的探索——以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为文本依据

党员质量问题,是关乎党执政地位巩固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问题,是党应对复杂局面和抵御各种风险能力的基础。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党员质量问题从提高党员质量必要性、党员质量的标准、党员质量提高的办法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思考。《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凝结了建国以来邓小平提高党员质量的主要思想。     

越南李朝兵制与唐宋兵制关系探析

兵制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典章制度,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繁荣的有效手段。李朝作为11至13世纪中南半岛上的强国之一,十分重视兵制的建设。由于中越复杂的历史联系,李朝立国后在兵制的设置上借鉴了唐宋兵制,尤其是重点效仿唐宋兵制的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军事制度。不过,李朝兵制并没有完全照搬唐宋兵制,它既吸收了唐宋兵制的精华,又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符合李朝自身国情的兵制,并增设了新的兵种"象兵"。李朝兵制无论是在平定内乱抑或开疆扩土中,都契合了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反过来,李朝兵制也对宋朝的兵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朝也参考了李朝兵制对其兵制进行改革。宋朝兵制在改革中充分借鉴了李朝的军事编制,尤其是"军"这种新的军队编制的创设,成为宋朝改革军队编制的开端。从李朝兵制大力效仿唐宋兵制,再到宋朝亦在兵制建设上借鉴李朝兵制的优点,这种相互学习与借鉴,增进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交融和融合,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中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法律素养的差异化培养*--以教育培训为侧重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主题。刑事侦查领域也提出了侦查法治化的思想，其中加强刑侦队伍正规化建设，提升刑侦队伍执法素养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应该剖析侦查人员法律素养的内涵，立足于侦查人员不同的学习背景，提出差异化培养的思想，并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等途径提高侦查人员的法律素养，推动侦查工作的法治化进程。     

接受美学立体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

姚斯接受美学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期待视野"是其核心概念。借鉴姚斯接受美学的立体思维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进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呈现整体性、有机性、动态性的特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接受应尊重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提高传导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重视接受介体的良性合力共建,强化对接受客体的把关。     

艺术设计协同育人平台的建设与实践:以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为例

针对广东省高职教育发展战略和珠三角文化创意产业需求,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围绕提高创新能力这一核心目标,在艺术设计专业群进行试点,创建了艺术设计协同育人平台,经过探索与实践,提出了协同育人平台建设的路径与策略。     

论“两山”理念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

"两山"理念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要求我们从战略思维上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系统思维上把"人-自然-社会"作为内在的有机体去把握,把生态治理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辩证思维上把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相互关系,在实践中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构成统一的整体,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论缓刑的法律性质--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缓刑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对其性质进行分阶段的界定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合理性。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缓刑,兼具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两重性质。在明确缓刑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认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相应之罪的犯罪分子为累犯,就有了理论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此种处置,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现实,又能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