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对女性发展的挑战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新世纪初期,女性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参政问题,还存在着同等条件下用男不用女的问题;在有的公共政策中,还存在性别岐视问题;传媒中还把女性定位于家庭;婚姻家庭中还存在家庭暴力等等.广大女性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必须提高自身素质,确立现代女性价值观,肯定女性的文化价值,利用自身的有益资源,充实自己的实力.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社会转型对刑事政策的影响在于犯罪状况的变化所引起的刑事政策的调整;对于刑事政策模式的影响在于任何刑事政策,无论其形式多么协调和谐,也无论在什么时刻什么地方,都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刑事政策模式去看;社会转型对刑事政策的价值的影响在于自由和效率的提升;刑事政策的功能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考察,但最终归为两大功能:导向功能与符号功能。     

FDI对中国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FD I技术外溢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对制度变迁效应则很少问津。产权是制度的基础,产权结构的无效率必然导致制度结构的无效率,因此一国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对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切实保护,相应地,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明晰产权,调整不合理的产权结构,是推进改革和制度变迁进程的重要前提和有效力量。FD I对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有多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FD I促进了我国产权交易的进行;FD I的进入提高了产权结构的效率。FD I主要通过竞争机制、外资并购、改变国企改革的条件、外资优惠政策4个方面影响了我国产权制度的变迁。     

经济市场化与执政党的转型

经济市场化事实上最先将力作用于执政党。执政党主动地推进经济市场化进程，然后又被动地接受市场化的挑战，进而其只能主动实现自身的转型：执政权威由克里斯玛型向法理型转型、执政体制由全能政府体制向有限政府体制转型、执政方式由集权人治型向分权法治型转型。这些方面的转型从客观上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     

论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保护——以入世后我国反倾销第一案为视角

入世后 ,我国反倾销第一案的审理和初裁的胜利 ,有效地保护了中国铜版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这表明 WTO的贸易自由化与国内产业保护的有机统一 ,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国际收支失衡例外、幼稚产业条款和“一般例外”等 ,都是 WTO允许的国内产业保护措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我国有效地保护国内产业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主要措施有 :利用 WTO赋予的法律手段保护国内产业 ;建立产业保护预警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保护中的作用 ;加强和完善国内产业保护制度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     

上访潮背后的深层原因解读

上访制度是一个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行政监督和全路救济的机制。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虽然这一制度在各个时期不同，但一直延续下来。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矛盾凸显，上访出现了高峰，尚有加剧的趋势。需要解读的深层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传统政治文化和民众法律意识的影响；第二，移植的西方司法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不契合；第三，现行制度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第四，社会转型期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失衡。     

中国民族汽车产业保护:失效成因及对策

尽管我国长期时汽车产业采取保护发展措施,但是目前跨国汽车公司掌握合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本土汽车企业创新能力依然薄弱等事实说明,我国对汽车产业的保护未能取得应有成效.政府对国外汽车产品的进口控制不力、过早允许跨国汽车公司投资国内市场、长期对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进入管制以及过度干预汽车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影响保护成效的主要原因.为此,有必要加强国有汽车企业改革,以本土企业竞争促进汽车产业自主发展.     

我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现象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现象一直伴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该现象和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性有密切的关系。公共品较低的供给效率、劳动要素的弱势地位、企业投资的预算软约束等是形成该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该现象具有长期性。我们应该致力于改变这些制约因素。     

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几个问题

推进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我国城镇化推进应保证一定的速度,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变化应当保持协调,城镇化过程中应当平衡城镇布局,并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以使城市化达到预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