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程序的法治化

土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行政主体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公正的程序是防止权力专横和权力滥用的屏障,也是保障农村、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应当从公开性、公正性入手,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产权经营创新

发达地区产业竞争园区,欠发达地区园区竞争产业。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要素累积单薄,园区竞争产业处于不利境地,制度创新成为唯一出路。文章从企业的契约性质角度,讨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价值基础,提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制度条件,分析了园区产权经营的复杂性,探讨了园区产权效率经营的制度安排。为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产权经营政策创新提供借签。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行政权

文章通过展示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各主体权利和权力的行使,历史地、动态地考察在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行政权力的膨胀、公民财产权意识的滋长、行政权力的自我调整以及司法权在行政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角色定位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治国家中公民财产权与行政权的理想范式。     

物业法律责任界定及解决合同纠纷的建议

廓清物业服务范围及维修责任的边界对于减少合同纠纷具有重要意义。排污管道责任归属问题的背后是物业服务意识差,管理方法落后、物业服务合同部分内容不合法以及利益的驱动。建议细化地方性物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范、细化、宣传物业服务合同;加强物业制度建设;修改排污管道设计;房地产开发企业与物业管理分离,严格招投标制度选聘物业;加强物业监督。     

产权社会学：社会学与经济学融合的一种新趋向

既往关于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融合的讨论多集中在历史脉络和经典文本之上,从转型中的“产权问题”出发,透过产权分析的社会维度来探究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的路径和方向。中国改革以来产权变迁的整体进程呈现为一种“产权连续谱”,在同一体制,甚至同一组织框架内,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等多重产权形态的并存互融构成中国产权实践的重要特征。产权社会学强调产权是对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产权界定的社会合约性以及多维度性,为解释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原点的中国产权变革进程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也是对产权经济学视角的一种重要补充。     

我国《物权法》登记对抗与登记生效模式并存思考

作为公示的一种重要方式,登记规则在物权法尤其是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分量。我国在物权变动登记规则的问题上实际上采取了登记对抗模式与登记生效模式并存的做法,但其立法理由经不起推敲。登记对抗模式与登记生效模式共存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共存的问题。而登记对抗模式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物债二分的五编制民法体系不相协调。未来立法终将并且必须贯彻登记生效模式以与现有物债二分的民法体系相协调。     

财产权经济学理论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

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知识产品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法律制度。从财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 ,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体现在提供产权激励、扭转信息市场的静态和动态失败、纠正消极的外部性问题和消除集体行为等方面。财产权的经济学理论为认识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     

农地使用权的界定及转让探析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缺陷决定了其必须物权化为农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是一项独立的用益物权。我国物权立法应当在确立农地使用权制度的基础上 ,允许农地使用权转让。     

关于挪用公款罪犯罪客体的探讨

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贪污贿赂罪的同类客体,本身内容并不清楚,不宜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对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的不可侵犯性和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本身。挪用公款罪的本质是"公款私用"。其特点有二:一是滥用职权,二是个人非法获得利益。     

诉讼欺诈行为研究——以刑法为视角的分析

诉讼欺诈是一种独特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事实上,诉讼欺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因而应按诈骗罪定罪量刑。诉讼欺诈行为侵犯双重具体的社会关系,但其直接客体是单一客体。诈骗罪中的被骗人与被害人不必是同一人,但被骗人与财产处分者必须是同一人;在被骗人与被害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以被骗人为基准来判断处分意思和处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