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动产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中一项至为重要的制度,对于保护交易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以动产的占有公信力为基础,以原所有人利益的丧失为代价而构建起来的,满足整个社会对交易安全的需要,从而增进社会经济繁荣,达到社会总体利益的相对最大化。     

澳大利亚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立法研究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许多已经或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均就奥林匹克标志保护进行了专门立法。澳大利亚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法作为一种典型的超越正统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模式,非常具有代表意义。分析和探究该法的价值取向和具体适用原则,时于理性选择规制奥林匹克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论知识产权法的合同限制

权利人通过合同执行区别定价策略来获取知识产权法下难以获得的利益,属于权利的私人定制.权利人通过合同对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予以反限制、对知识产权法不保护的客体提供保护、对知识产权进行知识产权法之外的限制,这些合同条款可否执行需要我们谨慎考虑其合法性.通过合同执行区别定价既有可能具有激励创新之效应,也有可能存在对公共利益侵蚀之威胁,因此需要在利益平衡原则的指导下,以合同法维护契约正义的制度为核心来考虑这些合同条款是否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属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合同、是否属于显失公平之情形.     

从国际法角度看我国物权法草案中的征收补偿标准

征收及补偿问题不仅是物权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法问题。我国物权法在规定征收及补偿问题时,须考虑国际社会的通常做法和我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已做出的承诺。在征收补偿方面存在着国际法规则。投资协定的约束是确定的,而国际习惯法的约束则取决于各国的取舍。我国现行法律实质上未能明确征收补偿标准,而我国对外签署的投资协定则接受了“充分补偿”标准。物权法(草案)中的“合理补偿”标准并不合理。建议物权法在规定征收补偿标准时,以“充分补偿”为原则,以“另依特别规定”为补充。     

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关系论纲

知识产权制度应否纳入民法典的问题是近期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之一。通过对有关国家立法体例的分析及对知识产权制度特点的考察,笔者认为,为了维护民法典体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节省立法资源,知识产权制度不应在民法典中单独作为一编,而应以民事单行法的形式存在。     

论宪法上的财产权——根据人在社会中的自治地位所作的解说

在宪法上 ,财产权是社会中自主、自决、自治的人追求幸福的条件 ,而不是法律上一切人格体瓜分经济价值的形式。它与经济学的产权概念有巨大差异 ;同时 ,也不是复制民法的财产权概念。宪法列举财产权 ,旨在排除公权力的侵犯。公权力侵犯财产权的本质在于限制甚至排斥社会中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独立人格 ,其形式包括扭曲该项权利的主客体结构、恣意予以剥夺和不适当地予以限制 ,其最严重的不利效果是公共财产过度扩张。宪法保护财产权最关键的环节不是公私财产“一体保护” (平等保护 ) ,而是防止公共财产过度扩张。只要公共财产过度扩张 ,即使实行“一体保护” ,人们也不能享有适当的自治地位。 2 0 0 4年 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加强了对财产权的保护 ,突出了它作为人权的特征。科学实施 2 0 0 4年修正案的规定 ,需要从人在社会中的自治地位出发 ,结合现行宪法的发展历程 ,适当解决条文没有直接回答的若干重大问题     

基于指示交付的动产所有权移转——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6条

我国物权法第26条规定了指示交付的方式,通过转让基于占有媒介关系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使出让人无须占有媒介人的同意和协助,就能移转动产的所有权,更无须将第三人的占有限于"依法"占有。出让人是否通知占有媒介人,并非动产所有权移转的要件,而只是设立动产质权的前提,并在债法领域发挥保护债务人的作用。为使无占有的出让人也能同其他占有人一样移转其动产所有权,以满足合理的交易需求,建议借鉴德国通说,允许当事人仅根据其合意来移转所有权,该种情形超出了物权法第26条的文义范围。我国法院不少判决以转让提单、仓单等交付证券作为适用物权法第26条的情形,有误解之嫌。当事人以该类证券的交付替代证券项下货物的交付,仍然是适用物权法第23条的现实交付。此类交易方式虽法无明文,但应根据商事交易习惯予以认可,以便证券项下的货物便捷流通。     

商品化权性质的理论之争及反思

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商品化权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体系其实无法包容商品化权。商品化权具有无形财产权的品性,即使是人格因素商品化权也不例外。只有在无形财产权范畴中才能准确把握商品化权的性质。     

试论国际贸易中的权利担保及法律适用

在国际货物贸易中,卖方在销售货物的同时往往需要承担一定的权利担保责任。卖方的权利担保保证买方交易安全的前提,是卖方的重要义务之一。本文旨在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卖方权利担保义务的规定及法律适用作具体解析,并试图对我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中权利担保责任风险的防范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     

The making of land ownership: land titling in rural Colombia – a reply to Hernando de Soto

Hernando de Soto’s best-selling book The Mystery of Capital argues that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ountries lack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can spu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pital growth. This article questions de Soto’s institutional economist account. It draws on a 14-month ethnographic study performed at two rural field sites in Colombia and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land programmes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rural communities. This study, which focuses on the daily practices of public officials and rural campesinos, sugges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itle document, and in particular the public deed, for land ownership. It describes the process by which landownership is created by the issuance of the land title document and highlights some important elements and untended consequences that are often neglected in this process of making land a legal and economic as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