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哲学中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在公共利益本位论的立论过程中,行政主体被不恰当地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主体,而且存在着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问题,这些弱点使得该理论没有给个人利益与权利留下应有的空间.在倡导者为之提供的理论根据中,唯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关系是一个合理的、但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论点.基于对这种利益一致关系及其有限性的具体分析,行政法中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得到真正的说明.     

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刑事公益诉讼是不同于刑事公诉、自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形式,在诉讼目的、提起主体、提起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制度层面能够更新刑事诉讼民主理念、充实刑事诉讼法社会本位理念,在制度层面能够创生新的刑事诉讼起诉方式、创设监督国家公诉机关的新途径.从受案范围、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方式、条件、管辖与审理程序、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激约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问题.     

从人格利益到人格要素——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之界定

在将人格视为人之根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权利客体理论矛盾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对人格的全面保护,我国学者采用了"人格利益"这一抽象概念作为人格权与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权利模式对于人格的保护,但是由于"人格利益"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对于人格理论的依赖性,人格利益作为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具有根本性的缺陷.无论从当代法学之哲理基础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人格要素都是独立于法律上的主体的,因此人格要素作为人格权、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不仅不存在障碍,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探寻市场规制法中比较广告行为的立法基础

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肯定了比较广告行为,并且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保护.我国法律没有关于比较广告的规定,因此造成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比较广告时出现了十分混乱的状态,其结果是大部分比较广告行为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有必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将比较广告在法律层面上合理界定.从市场规制法的视角论证了比较广告行为,为比较广告立法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试图在经济法之市场规制的背景下为其探寻立法基础.     

“初心使命”失守衍生的贪腐后果与成因——基于教育系统15个违纪违法案件的考察

初心使命作为党的思想建设范畴,具有重要的廉政价值,可以为构建廉政体系中的不想腐环节提供思想资源和技术支持。初心使命在实践运作中体现为岗位职责,初心使命失守是指党员干部在特定岗位上的职责意识淡化、弱化、异化。对教育系统15个违纪违法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利益诱惑情境—初心使命失守—贪腐行为”是初心使命失守衍生的贪腐行为的内在逻辑链条,凸显了初心使命的廉政价值及作用机制。因此应根据利益诱惑情境的作用机制,构建激发初心使命特点优势与控制利益诱惑情境的双重防腐模式。从初心使命视角研究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弥补了当前初心使命与廉政关系研究的不足。     

浮动抵押逸出担保物权体系的理论证成

具有担保功能的权利,并非都是担保物权。如果一项权利既不符合担保物权的特征,亦有违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就不属于担保物权。对比浮动抵押与担保物权的特征可以发现,浮动抵押有担保功能但并非担保物权。在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宜将浮动抵押从担保物权体系剔除。考察比较法资料,结合“charge”的词源语义,遵循语言翻译的忠实严谨原则,宜将“floating charge”译为“浮动担保”而非“浮动抵押”。至于浮动担保何去何从,相对合理的方案是将其嵌入合同法域,规定于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之“合同的担保”章节,以此彰显民法典的体系性与逻辑性。     

论物权法调整空域使用权的合理性

我国《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空域所有权,但是应当解释为承认了空域所有权的存在。现行法律没有认可空域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只能认为空域使用权是行政许可利益。但行政许可机制的运行与效率价值旨趣相悖,其产生的产权不确定性不利于空域高效利用。市场机制和私权制度的引入是改革的重要方向。国家所有权具有私权属性,空域所有权也不例外,而空域使用权是空域所有权基于权能分离产生的权利,只能具有私权属性。这种定性在价值上也具有合理性,这主要是基于市场机制对空域利用效率的保障作用以及私权属性对市场机制顺畅运作的支撑地位。在私权体系中,将空域使用权规定为物权最为妥当。     

经济法的可诉性与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其在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和谐发展方面起着其它法律部门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由于经济法可诉性的缺失,其自身的价值和功能难以得到完全发挥。基于此,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就成为解决和平衡经济纠纷、经济冲突的一条有效途径。     

21世纪初日本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探析

21世纪初期,日本在坚持“普通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力求以“全方位外交”实现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意图。     

论利益博弈中法官认证行为的规制

法官在关键证据的认定中会出现利益偏差并导致证据认定结论出现差异,这主要是对利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利益衡量方法有助于提升法官的认证能力,但由于法官运用此方式的不规范性,因利益衡量偏差导致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比较突出.利益衡量方法作为法学方法论,应当运用到法官证据认定环节.规范法官认证中的利益衡量应首先把握价值衡平方法,并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依据不同诉讼形式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