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廉洁从政制度建设有效性的理念与实践——以苏州市为例

加强廉洁从政制度建设是当前全党的共同任务。苏州市以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富有成效地提升了廉洁从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主要做法是：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司法、群众、媒体、社会等联动发挥作用，形成完备、权成、透明、公正、可操作、可持续的制度体系；全市各级廉政机构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在制度的制定、执行、维护诸环节开拓创新；全社会重视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构筑廉洁从政的文化社会基础；善于吸纳先进理论和借鉴国际经验，借用外部力量和智慧优化制度建设和执行。     

小康社会视域下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研究——以执政风险问题为例

在新世纪新时期，基于国内社会矛盾凸显的风险和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防范执政风险：当代执政风险产生的深层根源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执政环境的变化和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防范执政风险是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基础，应当从争取与依靠群众、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四大方面着手。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分析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维稳政策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更新，即不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代之以社会治理，其本质是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治理。维稳应以社会宽容为前提，遵循法治原则，采取民众参与、协商的解决方式，实现以维护民众权利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治理政策。     

网络问政:中国政治文化的新精神

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是推进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新精神.要促进这一新精神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动力,必须突破其面临的各种障碍并积极创造条件.为此,需要提升党政干部执网能力,探索符合实际的特色性运行模式,整合群众问政渠道、扩大覆盖面,深化问题答复制与责任追究制,并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责任竞合问题研究

惩罚性赔偿是一种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形式。它本来源于英美法系,1993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这一赔偿制度,并在《合同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可以说,我国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已经形成一个条文集团。这些众多的法律条文在适用上会遭遇到责任竞合问题,即几部法律同时适用于同一个行为的情形。然而,一个行为不可能被多次追诉,否则会有违禁止多重追诉的法治原则。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惩罚性赔偿在适用上可能出现的责任竞合情形包括两大类：一是在私法内部的责任竞合问题;二是惩罚性赔偿与公法上的惩处相竞合的问题。针对不同性质的竞合问题,应当采用不同的竞合原则。     

“五五体制”与经济—社会转型——日本自民党政权后半期的国家治理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继工业化转型之后的又一次转型特征。在自民党政权"五五体制"下,该转型过程托出了强制性经济治理、"无责任体系"政府治理,并伴有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转换。为有效化解转型危机阶段政治领导能力缺位的症结,需要开启同社会演化方式相吻合的国家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发展轨迹。     

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提出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命题。提出这个新命题的理论依据，一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的时空观，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新命题的提出，是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要求；是发展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要求；是坚持理论创新实践的要求；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三位一体”，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的鲜明特征。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又是同生并长，互为前提，相互促进，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系统建设工程。     

党的执政环境和执政能力良性互动的透视

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必须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善党的执政环境.执政环境的优化和执政能力的增强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着严峻复杂的执政环境,而优化党的执政环境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基石,同时执政能力对执政环境也有着重要的能动作用.面对党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任务,就必须对党的执政环境进行有效的优化和改善.     

民事权益结构中的商事权益——兼论商事权益的法律构造

民事权益本质上是民事权利和民事法益的统称,其中包含商事权益。商事权益是人类在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的法权表达,表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人的个体性是经济关系中的个体性,只有在法律关系的意义上,才能够充分体现和实现其个体性。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商事权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商事权益的本质及其结构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价值,在立法、司法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商事权益内含于民事权益概念之中,但有其内在的特殊性,这与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这一属性相照应。     

H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Grown Up? The Road to Maturation

Abstract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s not yet become adult. It exhibits many of the signs of adolescence. These signs most clearly are self-doubt and continuous adoption of the newest fad. Also the field has not come to terms with its content, so it breaks into smaller and smaller units, each with a different name considered superior to the others. Yet all have much in common. The field needs to come back together in order to move toward adulthood, which will best be realized by lin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mocracy. Shakespeare's call for justice seems an appropriate challe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