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在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中,法规的强行性排除了裁量规范,但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范仍具有强行性。私益保护目的以公私益的划分为基础,构成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要义。援用可能性不同于诉讼可能性,是指受保护的私人可以援用法规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只要法律并未明确排除,即可承认援用可能性的存在。经由布勒保护规范理论所得出的公权具有严格的法规从属性,但也使公权受立法者的宰制。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应对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理论保持警觉,合理地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为法定犯。但由于行政法、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关于野生动物犯罪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特别是在动物保护等级、保护对象、升档标准等方面,导致司法实践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众多困难。而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动物犯罪案件司法鉴定、主观明知、违法性认识、证明标准等方面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     

政府利益与行政权力失范

政府在行政活动中具有充分的权力、财力和文化资源支持,有着特殊的角色地位,因此政府利益具有特殊性,政府利益的特殊性和地位角色的特点使得政府存在着不适当利益,在不适当利益的驱使下,政府必然可以利用自身特有资源扩张或缩小行政权力,甚至根本不使用行政权力.     

古希腊哲学中的灵魂问题初探

在古希腊哲学中,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再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灵魂问题进行了阐释,分别赋予灵魂概念以物质、精神、运动、认识论和主体性的意义,并以灵魂问题为切入点,在人类认识史上开启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从而使灵魂问题成为古希腊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步尝试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政治现代化主要包括政治的转移和新政权的制度化等方面的内容.辛亥革命的功绩就是在于它通过暴力的手段推翻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清王朝的的封建统治,同时,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道路.     

大学生日常管理中学校归属感的培育——基于福建五所本科高校的调研

高校是大学生生活的基本空间,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直接影响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同时也影响着学生对国家和社会归属感的建立,提升大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提升大学生学校归属感,就需要高校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层次,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推进大学生朋辈辅导计划,构建和谐校园人际关系;改善学校的软硬件,注重校园文化建设;丰富第二课堂活动,带动学生社团发展,切实在大学生学校归属感培育上取得实效。     

大学生信用档案建设中的诚信教育价值

大学生信用档案是大学生在信用活动中形成的第一手资料,它通过制度来规范大学生的诚信行为,其建设过程蕴含着重要的诚信教育价值。因此,高校应充分认识大学生信用档案本身和建设过程包含着的诚信教育内容,并将诚信教育贯穿于信用档案建设过程中。     

王宠惠与朝鲜独立

王宠惠是国民党元老、著名法学家和外交家,抗战时期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是蒋介石的首席外交顾问,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拟订了朝鲜独立和中国在朝鲜独立问题上的各种行动方案,殚精竭虑促使国际社会承认朝鲜独立,为战后朝鲜独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华侨权益保护制度的法治化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华侨数量不断增长,华侨回国探亲及回国投资活动日趋频繁,华侨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凸显。我国现行的华侨权益保护制度已不能满足华侨权益保护的需要,其原因在于华侨权益保护制度的法治化不足,主要表现为该项制度法理价值的茫然性和法制定位的欠缺性。基于此,应在把握华侨权益保护制度法律属性的基础上,进行该制度的法典化改造,从而实现华侨权益保护制度的法治化。